“疯狂慈善”：当科技新贵，开始资助“非主流”科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范阳 ，作者：范阳，编辑：范阳

人类的科技日新月异，我觉得最让人怀有希望的是自然科学/生命科学的真正进步，以及社会文化的“文艺复兴”，每个人可以更快乐和自由也更有创造力，也在创造的过程中获得新的意义。人总要怀揣着一些积极光明的希望而活。

今天晚上分享的两篇文章，都是有关于“科学风险慈善”（scientific venture philanthropy)（你可以理解这个概念是用风险投资的方式来资助科学研究），以及对于人才与异类想法的“另类投资”（人才与创意作为真正的长期资产）。从2022年开始，首先出现在旧金山湾区了一种新的科技创业生态系统（或者说这个生态系统可以追溯在2015年OpenAI成立的时候），这个生态系统混合了私人支持的研究机构和人才奖学金项目等等，以及天使投资与风险投资，再融合了2023年之后越来越快速发展的AI模型的能力，这让一些个人和团体同时组成了一个“研究实验室+科技公司+产品孵化器”甚至还有投资机构和媒体工作室的模式。而基金会，科技公司和投资基金的边界也在变模糊（想想OpenAI最初背后的架构）。这些新成立的机构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大学和研究所，而是作为一个更直接面向市场的“界面”和新型组织模式，也更适配高度不确定性和高度跨学科性的市场。

这篇文章《疯狂慈善的理由》来自于Stuart Buck，他是The Good Science Project的执行总监，一个专注在科学资助资金政策的智库。风险慈善越来越多投入在科学研究领域，对于私人捐赠者，他们也采用了现代数据驱动的方式来衡量投入产出，以及和自己的价值观与人生目标对齐，这在未来一些年也许会和传统的股权投资平起平坐，尤其是更早期投入在那些还在科学探索阶段的人才和项目。

“我认为大多数富豪都很无趣，他们应该多做点酷炫的事。”

—Nat Friedman

希望今天的文章对你有启发。

疯狂慈善的理由

The Case for Crazy Philanthropy

如今，前所未有规模的私人慈善资金正流向科学与医学领域。像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惠康信托基金会（Wellcome Trust）、诺和诺德基金会（Novo Nordisk Foundation）以及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这样的私人基金会，每一家都拥有超过200亿美元的捐赠基金，并且主要、甚至完全专注于科学研究。此外，愿意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捐赠数亿美元的慈善家更是不计其数（there are more philanthropists than can be listed who are willing to donate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n one fell swoop）。

但在过去几十年里，慈善事业也变得越来越官僚化：如果你想从这些财力雄厚的基金会获得资助，就必须耐着性子与庞大的行政机构周旋，同时还要事无巨细地阐明你的研究将通过哪些显而易见的方式产生可证实的成果。

其结果是，当前大部分研发领域的慈善资金都流向了传统机构中的“老面孔”。看看近年的一些著名案例：前默克公司（Merck）CEO罗伊·瓦格洛斯（Roy Vagelos）向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总计捐赠了9亿美元，其中最近的一笔用于成立Roy and Diana Vagelos基础生物医学研究所（Roy and Diana Vagelos Institute for Basic Biomedical Research）。2023年，对冲基金CEO肯·格里芬（Ken Griffin）向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文理学院捐赠了3亿美元，该学院后来甚至以Griffin命名。2015年，耐克（Nike）创始人菲尔·奈特（Phil Knight）向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Oregon Health&Science University）捐赠了5亿美元，用于支持癌症研究；2021年，他又向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捐出了第二笔5亿美元，用于建设“加速科学影响力的奈特校区”（Knight Campus for Accelerating Scientific Impact）。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许多希望推动科学发展的慈善家，只是简单地给现有大学开出巨额支票。

但在过去，大型官僚化基金会甚至还不存在。那时的慈善事业，更像是一些拥有巨额财富、行为古怪的个人，凭借自己的直觉和兴趣进行资助—有时损失惨重，但也常常带来极其巨大的收益，包括催生全新的学科领域（philanthropy was based on the whims of eccentric individuals with wealth to burn—sometimes at a great loss,but often to extraordinary benefit,including funding the creation of new fields）。这样的机会至今并未枯竭。因在新冠疫苗研发中做出奠基性贡献而荣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卡塔林·考里科（Katalin Karikó），此前就曾因资助者看不到她想法的潜力，而在学术界四处碰壁、遭受冷落。

面对我们时代的挑战，我们需要让“疯狂慈善”重焕生机（we need to revitalize crazy philanthropy）—也就是说，将捐款投向不寻常的课题、投向传统大学体制之外的个人，以及投向那些能催生全新领域的、真正打破常规的大胆想法（donations to unusual issues,to individuals outside the traditional university system,and to genuinely outside-the-box ideas that could lead to the creation of entirely new fields）。如果慈善不仅仅是依附于现有的机构和观念，它就能产生远比现在更高的影响力。与其把更多的钱送给那些已经坐拥数百亿、上千亿美元资产的大学，何不把钱捐给试图寻找下一个卡塔林·考里科的“模拟集团”（Analogue Group），或是资助全新类型研究机构的“聚合研究”（Convergent Research）呢？

延伸阅读：构建关键技术：如何培养未来100个科研突破组织|Convergent Research

即便是“新慈善”也未必那么创新

Even New Philanthropy Isn’t That Innovative

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些主要的慈善家确实创建了新的科学组织，而不是仅仅向现有的大学或医学中心捐钱。然而，尽管他们的辞令听上去很美，他们的努力在许多方面最终依然与现状如出一辙。

例如，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简称HHMI）可以追溯到1953年，目前坐拥超过240亿美元的资产。它最著名的项目是“HHMI研究员计划”（HHMI Investigator program），该计划在长达七年（且可能续期）的时间里，向每位杰出科学家提供约1100万美元的资助。换句话说，该项目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向现有的大学科学家提供额外的资金。

这种资助对于这些科学家个人来说，确实能带来美妙的自由感，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依附于现有体制的—HHMI基本上依赖当前的系统来识别谁是“顶尖”科学家，然后让他们在现有的岗位上多拿一些额外的钱。在HHMI的项目中，没有任何机制能把一个25岁、身处学术界之外的潜在爱因斯坦给发掘出来（There’s nothing in the HHMI program that would identify a potential Einstein working outside of academia at age 25）。

其他在科学慈善领域的崭新尝试，无论多么令人钦佩，看起来也很大程度上是在现有体制上“搭便车”（look like they are largely piggybacking on the existing system）。举几个例子：肖恩·帕克（Sean Parker）捐资2.5亿美元启动了“帕克癌症免疫疗法研究所”（Parker Institute for Cancer Immunotherapy），这是一个由“全国六个学术癌症中心的300名顶尖免疫学家”组成的协作体。2016年，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及其妻子普莉希拉·陈（Priscilla Chan）捐资6亿美元建立了“陈·扎克伯格生物中心”（Chan Zuckerberg Biohub），这基本上也是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大学等湾区主要研究枢纽之间的一次合作。2021年，“方舟研究所”（Arc Institute）在帕特里克·科里森（Patrick Collison）、罗恩·康威（Ron Conway）、达斯汀·莫斯科维茨（Dustin Moskovitz）以及其他硅谷和华尔街资助者的巨额资金支持下成立。它同样在与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以及伯克利大学合作，不过与典型的生物医学研究相比，它提供了更长期的聘期和更稳定的财务保障（longer-term appointments with more financial stability than is typical for biomedical research）。

这样的组织还有很多。其中许多至少试图在某一方面进行创新，例如新的关注领域、不同的时间周期、更多的学术自由或更高的职业稳定性。但在迄今为止的大多数案例中，这些新的科学组织研究的依然是传统的科学课题，而且通常是与现有的大学开展明确的合作（the new scientific organizations are still studying traditional scientific topics,usually in express collaboration with existing universities）。虽然一概而论有些过于绝对，总有人能找到一些例外，比如“聚焦研究组织”（focused research organizations）—但对于现代科学和健康慈善事业，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它主要专注于向现有的科学机构（如大学和学术医学中心）投入巨额资金；抑或是启动一些试图在一两个方面标新立异的新组织，但这些新组织在运作和外观上最终还是更像现有的科学机构，因为它们依赖同样的机构来评估声望与能力，从而聘用了同一批人才（because they rely on the same institutions to assess prestige and competence and thus utilize the same personnel）。

现代科学的“机构同质化”

Modern Science’s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上述现象不足为奇。现代科学与现代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都具有社会学家所说的“机构同质化”（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特征。这一概念由耶鲁大学社会学家保罗·迪马焦（Paul DiMaggio）和沃尔特·鲍威尔（Walter Powell）于1983年首次提出。他们那篇经典文章的开头便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组织的形式和实践会呈现出“如此惊人的同质性”？他们问题的核心前提适用于许多行业，但如果他们当年专门针对学术科学进行写作，他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个领域的几乎每一个组织都致力于培养独立研究员（PI）？这些研究员管理着规模相似的实验室，每个实验室可能雇用几名博士后。为什么科学本身被组织成相同的学科和子学科？为什么每所大学都提供四年制本科、两年制硕士和博士学位？为什么每个大学学系都有系主任，且总有一位教务长、一位副校长、一位校长和一个董事会？为什么总是存在由无终身教职的助理教授、有终身教职的副教授以及声望更高的正教授构成的等级制度（Why is there always a hierarchy of assistant professors with no tenure,associate professors with tenure,and still more prestigious full professors）？

毕竟，并没有什么先验的理由规定，当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在1885年创办一所新大学，或者当阿莫斯·斯路普（Amos Throop）在1891年创办斯路普大学（Throop University）（即现在广为人知的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时，这些机构最终必须看起来和所有其他顶尖研究型大学一模一样。在理论上，它们本可以拥有截然不同的结构或等级制度。

为什么所有主要的研究型大学看起来都一样？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的组织和机构多样性（Why do all major research universities look the same?Why don’t we have more organizational and institutional diversity）？

迪马焦和鲍威尔给出了一些可能的答案。他们首先指出，在早期和新兴的领域，确实有可能找到多样化的组织。但是，一旦“同一行业内的组织被构建成一个实际的场域（正如他们将论证的，通过竞争、国家或专业团体的力量），就会出现强大的力量，促使它们彼此之间变得更加相似。”

他们提出了发生这一现象的三条主要路径。首先是强制性力量（coercive forces）。例如，非营利组织必须遵守税法，制造商必须遵守污染法规，而大学则必须满足认证要求以及州和联邦的资金投入要求。监管和法律无处不在，组织发现自己被强制要求具备某些结构和职能。

其次是模仿性力量（mimetic forces）。迪马焦和鲍威尔指出，在充满不确定性、且“组织技术难以被充分理解”（organizational technologies are poorly understood）或“目标模糊不清”的领域，组织会受到激励去“模仿其他组织”。

做一个生动的类比：如果你在硅谷创办一家软件初创公司，并没有法律或法规规定你必须有一个联合创始人。但你很可能会去模仿许多由Y Combinator资助的公司，因为它们都遵循了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的建议—找一两个联合创始人。

同样，迪马焦和鲍威尔指出了19世纪日本官员的历史例子，他们非常明确地学习并试图模仿“法国的法院、军队和警察制度，英国的海军和邮政系统，以及美国的银行和美术教育”。而如果你是1880年代的利兰·斯坦福或阿莫斯·斯路普，你就会去看其他主流大学都在做什么。

模仿性同质化（Mimetic isomorphism）之所以更加强大，是因为“尽管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寻找多样性，但可供选择的变体却相对很少”。事实上，人们反而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指南或教科书，里面描述了从社区艺术委员会到软件初创公司等一切事物的理想形态。此外，组织会基于名气或合法性去模仿其他知名组织，而“某些结构安排的无处不在，更应该归因于模仿过程的普遍性，而不是因为有任何具体的证据表明所采用的模型提高了效率”。

第三是规范性压力（normative pressures），迪马焦和鲍威尔认为这种压力主要存在于专业领域，如法律、医学等。由于筛选机制（例如谁能被录取进入专业学院）以及执照规则，专业领域最终拥有了“一个几乎可以互换的人才库……他们拥有相似的导向和性情，这可能会压倒那些原本会塑造组织行为的传统和控制差异”。社会化也至关重要：当“职业社会化是在行业协会研讨会、在职教育项目、顾问安排、雇主与专业学校网络以及行业杂志的页面中进行时，社会化就扮演了一种同质化的力量（socialization acts as an isomorphic force）”。其结果就是形成了一套关于“律师该如何表现”以及“律所该长什么样”的专业规范。

也许对于一篇关于资金注入的文章来说最引人注目的是，迪马焦和鲍威尔做出了一个关于机构同质化在何处会更强大的预测：“那些依赖相同来源获取资金、人员和合法性的组织，相比于那些能够在不同支持来源之间周旋的组织，将更容易受到资源供应者意愿的摆布（“organizations that depend on the same sources for funding,personnel,and legitimacy will be more subject to the whims of resource suppliers than will organizations that can play one source of support off against another）。”

重回科学的黄金时代

Back to the Golden Age of Science

曾经存在过一个更古老的慈善时代，它诞生于大规模“机构同质化”出现之前，并且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大规模慈善（large-scale philanthropy）创造了多得多的多样性。

在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政府资助呈指数级增长之前，许多科学家和研究人员都依赖某种形式的私人赞助。其结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这正是关键所在（The results were highly variable—and that’s the point）。失败和被浪费的机会更多，但人们创造意想不到的突破的可能性也更大（More failures and squandered opportunities,but more possibilities for people to create unexpected breakthroughs）。

当然，“疯狂慈善”也有脱轨的时候（Crazy philanthropy can go off the rails）。想想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Gottfried Leibniz）的职业生涯吧，他最为人所知的成就是与艾萨克·牛顿同时发明了微积分。从1676年直到1716年逝世，莱布尼茨一直依赖汉诺威不伦瑞克家族（House of Brunswick）的赞助（Leibniz depended on the patronage of the House of Brunswick in Hanover）。由于该家族一位重要成员—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的恩斯特·奥古斯特（Ernest Augustus）的个人兴趣，莱布尼茨最终不得不花费数年时间，去研究和撰写不伦瑞克家族谱系的档案史（genealogy）。想象一下，没有什么比在1700年左右去搞谱系研究更枯燥乏味的了。引用一份资料的说法：

“最终，莱布尼茨未能完成这部历史，尽管他撰写的这三卷历史最终在其死后出版。这部历史的研究工作折磨了莱布尼茨余生，在给耶稣会数学家亚当·科尚斯基（Adam Kochanski）的信中，他提到撰写这部历史就像西西弗斯推巨石一样束缚着他（he noted that writing the history bound him like the stone of Sisyphus.）。”

这确实不够理想。即便如此，“疯狂慈善”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它允许比大规模官僚机构拥有更大的方差。虽然在显而易见的失败上浪费了更多时间，但在当时甚至无法预见的领域里，它带来了更多的创新。

以20世纪初芝加哥郊外的乔治·法比安（George Fabyan，1857-1936）和他的私人实验室—河岸实验室（Riverbank Laboratories）为例。1915年，他雇用了一位名叫威廉·弗里德曼（William Friedman）的康奈尔大学毕业生，来研究“月光对小麦成熟的影响”（“effects of moonlight on wheat maturation”）。与此同时，法比安疯狂地痴迷于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寻找隐秘的密码，并在1916年雇用了伊丽莎白·史密斯（Elizabeth Smith），协助一个正在进行的课题—通过留下的密码来证明弗朗西斯·培根才是莎士比亚作品的真正作者。史密斯借此成为了新兴密码学领域的专家，并很快与威廉·弗里德曼结为连理。

然而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弗里德曼夫妇成了美国仅有的几位密码学专家，政府便委托法比安的实验室协助破译德军的无线电传输。1921年，威廉和伊丽莎白·弗里德曼搬到了华盛顿特区，开始为政府工作。

长话短说，时至今日，他们的工作仍被公认为协助推动了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成立，甚至有一栋NSA的大楼就命名为“威廉和伊丽莎白·弗里德曼大楼”（William and Elizabeth Friedman Building）。但在几十年前，绝不会有人想到，国家安全局的诞生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一对被雇用去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我们需要更多后一种类型的慈善。

另一个20世纪初的例子是阿尔弗雷德·卢米斯（Alfred Loomis），他于1912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并凭借其公司在大萧条前后适时进行的投资而发家致富，据称这使他成为当时“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出于对科学的热爱，他于1926年在纽约市郊外的小镇塔西多公园（Tuxedo Park）购买了一栋名为“塔屋”（Tower House）的豪宅。他将整栋豪宅翻修，并将其中大部分改造成了一个资金极为充裕的物理和生物实验室。

爱因斯坦后来将这里称为“科学宫殿”（palace of science）。卢米斯协助资助并创造了一切：从恩里科·费米（Enrico Fermi）的核链式反应堆计划，到麻省理工学院（MIT）研发出二战中所用雷达系统的辐射实验室（Radiation Lab）—这些科学家中的许多人随后都被曼哈顿计划所雇用。诺贝尔奖得主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Lawrence）曾对采访者说：“如果阿尔弗雷德·卢米斯不存在，雷达的研发将会大大滞后，这将付出美国人生命的巨大代价……他拥有引领前行的远见和勇气……这是其他人无法做到的。他非常有效地利用了自己的财富来款待合适的人，并让事情变得容易办成。”

现代的“疯狂慈善”能找到它的赞助人吗？

Can Crazy Philanthropy Find Its Patron Today?

如今的疯狂慈善在哪里？纳特·弗里德曼（Nat Friedman）也许是目前我们能找到的最接近的例子了。弗里德曼是一位硅谷企业家，2023年初，他和其他人发起了“维苏威挑战赛”（Vesuvius Challenge），看看现代机器学习专家能否找出方法，去破译赫库兰尼姆卷轴（Herculaneum Papyri）中的古老文献，这些卷轴在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时大多已被烧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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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Nat Friedman和Daniel Gross推演人工智能的发展|3万字采访,Stratechery 3月

2024年初，“维苏威挑战赛”宣布三位参赛者破译了其中的几段文字，并赢得了70万美元的奖金。自那以后，他在一则帖子里公开招募，想以每周2000美元的薪资雇用人员去研究都灵裹尸布（Shroud of Turin）。在一次采访中，弗里德曼直言不讳地说：“我认为大多数富豪都很无趣，他们应该多做点酷炫的事（I think most rich people are boring,and they should do more cool things）。”在这个领域还剩些什么？至少还有2800平方米的卷轴未被破译，其中可能包括柏拉图墓地的位置，以及亚里士多德《斯巴达城邦政制》（Constitution of the Spartans）的副本。

解决这些打破常规的问题，很可能会带来全新的洞察或完全不可预见的新技术（Tackling outside-the-box problems can well lead to new insights or new techniques that are completely unforeseeable）。今天，疯狂慈善还能做些什么？这里能列举的想法实在太多了。仅举一例，马特·韦德尔（Matt Wedel）认为，我们其实对人体解剖结构知之甚少，而一位富有创造力的慈善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我是个身家亿万的富豪，我会雇用1000名世界上最优秀的优秀外科医生……为他们提供10000具由志愿捐献的、尽可能代表人类不同地理区域和遗传背景的遗体，并给每位外科医生几年的时间来解剖他们分到的10具遗体……我还会为他们配备专业摄影师来记录他们发现的一切，并配备一支研究助理大军来协助他们进行文献检索和撰写报告。这可能还不足以宣告人类解剖学这门科学的完结，但我们知道的肯定会比现在多得多（That wouldn’t be enough to declare the science of human anatomy a completed project,but we’d know a heck of a lot more than we do now）。”

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例子是对外星生命的搜寻（the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life）。哈佛大学天文学家阿维·洛勒布（Avi Loeb）在2017年声称他可能发现了一个外星生命迹象—“奥陌陌”（Oumuamua），一个在太阳系中漂浮的狭长雪茄状物体（a long cigar-shaped object），他因此声名大噪。

随后，他在哈佛创立了“伽利略计划”（Galileo Project）（galileo.hsites.harvard.edu），旨在搜寻“地外外星造物”（a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artifacts）。包括哈佛在内的其余学术界可能对此嗤之以鼻，但阿维·洛勒布成功从加密货币企业家查尔斯·霍斯金森（Charles Hoskinson）、谷歌早期员工郑有利（Eugene Jhong）、比尔·林顿（Bill Linton）以及约尔格·劳基恩（Joerg Laukien）等人那里获得了慈善支持。然而，洛勒布依然是一个体制内的圈内人。有多少年轻的局外人能受益于疯狂慈善？

第三个例子可能是游戏公司Valve（V社）的创始人加布·纽维尔（Gabe Newell，俗称“G胖”）。他最近宣布，正投入3亿美元建造一艘“美式橄榄球场大小的科研船（research ship），它将搭载70名科学家前往海洋最深处执行长达数月的任务，部署潜水器、绘制深渊地图，并免费向世界分享这些发现（deploy submersibles,map the abyss,and share the discoveries for free with the world）。”

简而言之，即便是在今天，我们偶尔仍能发现一些愿意为边缘、前沿想法投入巨额捐款的富有阶层（we can still find occasional wealthy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put significant donations towards edgy ideas）。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可以说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政府和慈善机构对科学的资助都变得规模更大、也更加官僚化，其副作用就是挤占了那些曾导致细菌学说、大陆漂移学说或相对论被发现的“奇思妙想”的空间。鉴于科学现在已经变得如此官僚化，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个人慈善家来资助这些奇思妙想。

本文作者斯图尔特·巴克是“良质科学计划”（Good Science Project）的执行主任，该计划是一个专注于改善科学研究的非营利性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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