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农民涨养老金，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秦朔朋友圈 ，作者：刘子1984

数字流量鄙视链

前几日不小心捅了个马蜂窝。我在一次访谈中，顺带批评了一些专家、舆论对农民养老金问题简单粗暴的“流量型”解决方案。有人建议增加到每月800元，有人建议1000元，还有说几千元的。

而且“建议”的数字越高，越能引发情绪，越有流量。而相对审慎一些的，比如有两会代表提出，将农村70岁以上老人月养老金提至400元、500元的，因为数字少，反而激不起多少浪花，形成了明显的“数字流量鄙视链”。

2026年，全国农民最低养老金标准将再提升20元至163元。就我对江西、苏北、黑龙江等地身边亲友的调研来看，基本都要高于这个最低标准，普遍在两三百元区间（视乎年龄段及此前缴纳100～300元/年农保的年限不同）。

而在北京、上海、苏南等高度城市化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高，对农民养老金补贴力度大，苏州普遍从每月七八百元起，北京最低1038元，上海最高。笔者调研的上海金山区农村，普通农户也在1600元以上（最低标准1555元/月）。

如果北京、上海、苏南之外的绝大多数地区，养老金从两三百元一下子增加到千元，在现有经济形势下，显然不太现实。光对公众画饼，把他们的预期和情绪搞起来，却没有具体路径和方案，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好在，谁都知道天上不可能掉馅饼，农民也不傻，很少当回事，并没有跟着吵吵嚷嚷非得加到800、1000元，心态还挺平稳。

由于我当时的访谈主题并不在此，这个话题我点到为止，大意是“其实农民养老金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第二天一早一看，流量倒是上来了，评论上千条，只是打开一看，90%言辞激烈，不乏人身攻击，甚至骂声一片，还有不少跑到后台语音留言骂。

我苦笑，再看了下视频号后台数据，完播率只有20%，3秒以上播放80%，也就是说，很多人看到标题、看到前三秒就直接开骂，根本不在意真实情况。

那现实情况到底怎样？我不得不展开来说了。

谁在骂人？

现实情况之一，农民心态。

这些年经济增长有压力，以网上调查和直观感受看，心态最好的，大概就属城市退休老人和农民了。农民当然清楚现实，现在外面工不好打，大可退回老家，住自己的、吃自己的，没什么债务，虽然赚钱也难，好歹压力小，不求人。

正如农家子弟张雪所说，“小时候吃苦太多，后面给你一点点甜，都会觉得很幸福”，农民还是懂知足、懂感恩的。以前没有养老金，现在有两三百元，每年还能加个10%左右，并不会盯着800、1000元不放，闹情绪。

当然，乡村老人并不是不需要钱，只是试问，现在谁不需要钱？进城买房的后辈、负债的城市中产、企业主，都需要钱！

乡村普遍的现实是，六七十岁的初老农民，许多还有劳动能力，都会打点零工赚点钱，加上每月两百多养老金，基本生活还是够的；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消费更低而养老金更高，比如我们江西老家，每月多加80元，每年能有三四千元的养老金。

像我87岁的奶奶（身边不少朋友也有类似反馈），一个普通的乡下老太太，这两年宣布逢年过节不再收后辈的孝敬。她说：“你们的日子也难，我自己以前攒了点钱，现在每年几千块钱养老钱（近4000元）也够用了，你们过好自己，我就开心。”

的确，给乡村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发更多钱，他们也很少会拿去消费，要么存起来，要么拿去补贴后辈。他们更担心的，是后面要谈的两个更沉重的事情。

既然农民的心态还可以，那谁的心态不好呢？

现实之二，借题发挥。

结合后台数据，及微信群、朋友圈的一些争论，粗浅判断下来，对我上述观点最不满意、骂得最凶的，一部分是缺乏耐心、不看实际情况的普通读者，另一部分是上了年纪、有一定知识层次的城市失意者或知识分子。

后面这类群体中，许多还是我的朋友。我很了解和理解他们的认知和感受。他们谈起事情，往往不是就事论事，谈真实情况和解决方案，而是容易借题发挥，或陷入对历史、现状或价值观的宽泛批判。

普通人认知所限，不去说，但知识分子不应“光破不立”——什么都要反对、打破，又无法给出什么现实方案，张口闭口谈价值观而不去探索价值如何实现，只管点火而不管火怎么烧、怎么灭。

避重就轻

我之所以反对“数字流量”，还因为流量容易掩盖重量，掩盖下面真正的问题。而乡村老人更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那就是现实之三，乡村经济困境！

农村老人虽然收入低，但没有负债、消费低，逢年过节后辈还能给一些，算是收入大于支出（只要不生大病，新农合也实现了基础保障），基本还都有一些积蓄。

他们的养老，本质上还依赖子女。子女赚不到钱，以及随之而来的啃老现象日益常见，对老年人来说才是釜底抽薪。因此，相比自己的养老金，他们更担心的是当前经济形势下农村的年轻人——他们的后辈赚钱越来越难。

在当前经济压力和“机器换人”“AI替人”双重叠加的情况下，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形势日益困难，返乡滞乡问题不容乐观；而地方县乡工业园，普遍是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困难，用工门槛从以往的55岁、50岁，不断降至45岁、35岁，用工量大减；此外，早一批进城买房的青壮年农民群体，当前负债和经济负担也较大，往往还需要乡村老人反哺……

过往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阶段，可以“去往城市谈乡村问题”，但近年来，随着城市内卷和市场加快出清，很多农民工不得不退回乡村。如何发展在地化产业（而非简单依赖外部），一定程度上恢复地方和乡村经济的自循环，这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现实之四，乡村养老体系缺失。

我们再假设，真给农村老人养老金加到800、1000元，就能解决他们真实的养老问题吗？

很难。

当前乡村老人最大的问题，是后辈进城打工后的孤独，无人照料，且养老体系缺失。尤其一旦失能，乡镇养老院“半公益半市场”的体系，自身运作都困难，根本承担不了失能老人的养老需求。

再往上，就算加到一千，依然住不起市场化的养老院（且它们基本都在城市。我们老家县城公办养老院，最低要1600元/月），也不可能靠这笔钱吸引后辈回来照料。

因此乡村需要的，是构建在地化的养老体系，以及提升乡村基础医疗水平。比如一些地方实践的，政府引导、组织初老群体照顾高龄、失能群体，积累积分，兑换将来自己需要的“在地化互助式养老”的方法，就更值得讨论和推广。

可惜，这种深水区的复杂和专业问题，远不如“加钱”性感，反而乏人问津。

“存在即合理”

我们讨论问题时，常常站在自我认知角度，无比坚定，往往忽略了“存在即合理”这一朴素道理。陈述上述现实情况之后，我们再讨论另一层话题——乡村现有养老金水平，真的那么不合理吗？

现实之五，城乡现实养老结构。

我们不应动辄拿全国农民退休金与北上广深大城市的退休金相比，毕竟中国发展的区域不平衡的确存在。

以我老家县域为例，一个交满15年基础社保的刚刚退休的职工，每月养老金一般在一千两三百元。它跟农民两三百元的养老金有本质差别吗？恐怕差别不大。

一千两三百元，在县城只够基本生活，毕竟所有花销都得从里面出。而乡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其实更多元：除了两三百元的养老金，还有一定的土地保障，比如耕地流转的租金，自留地种的瓜果蔬菜；他们的“农民别野”虽未必等同别墅，但上接天下接地，好歹有自己独属的小天地，院子里养的鸡鸭、前后种的果树，虽没有列入收入，也是生活保障的一部分——城市普通退休老人可住不起别墅，这些，往往还是他们羡慕的对象。

如此，城乡普通老人的退休境况（除了医疗便捷度），总体价值是趋同的。如果我们只给农民加到一千，而不给城市老人同等地加，那对城市退休老人来说，又形成了新的不公平。

要加就一起加！但如果城乡都加，就只能往本就不堪重负的现有青壮年劳动力身上加担子。老年人负担轻而钱更多，年轻人负担更重而更看不到希望，就会加重“啃老”依赖，社会活力势必进一步衰退。

这个隐性的成本和风险，各界万不可忽视！

现实之六，养老金成本由谁支付？

城市打工人都知道，自己的养老金，本质都是自己的劳动换来的，企业交的部分，也来自自身劳动创造的价值。其原则，是谁赚得多，交的多，将来领的就多。

以我老家县城亲友为例，一位做小生意的亲戚，自己给自己交最低标准社保，去年已交到第九年，一年交9300元，今年还要涨。假设他交满15年今年退休，可以每月领一千两百多元。

与之对比，我的父亲，从2011年起交新农保——前三年每年交了100元，中间几年涨到200元，后面几年涨到300元。2022年起他开始领养老金，目前每月230元。

在县城，是每年缴八九千、每月领一千二，在乡村，是每年缴两三百元、每月领两三百元，农民甚至还要更划算一些，并没有太大不公平。

另外还要注意一个事实，2006年国家取消各种农业税费后，农民不需要再向国家缴税。但城市职工、打工人呢？该交的税分文不少。

概言之，城市退休职工的养老待遇，基本是自己的劳动延期交付的，而农民的养老金，自己只需要交很少一部分，多数成本是国家直接支付的。其“投入产出比”，也是优于城市职工的。

当然，很多人会拿过去农民对国家的贡献，以及国家应该“还债”“补偿”来阐释农民养老金问题。我也专门写过类似文章，当然认同。但事实上，这种“补偿”，自21世纪以来，从取消涉农税费，到新农村建设，到乡建大建设，到脱贫攻坚，再到乡村振兴，以及大量具体的以工代赈，一直未断。

纵观现代史，农民和乡村，必然是任何一个国家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对“牺牲”者，我们也不能例外。而近十年来，全球有哪个国家对乡村真实的投入，能比得上中国？以及，中国有哪个领域的投入，能比国家在乡村领域的投入大？

综上，作为农家子弟，我当然也希望国家对农民的补贴更高一些，这样，起码我赡养老家父母的成本会更低一些。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首先要做的还是实事求是——展示真实情况，探讨现实的解决方案——农民养老金目前的“存在”，总体还是合理的；而未来能否一点一滴变好，并不取决于谁的嗓门大，而取决于我们真实的共同努力和实干兴邦。

如何变好？

最后再谈我们如何努力。当前，乡村和农民需要的不是旁观者，甚至居高临下式的同情，而是在尊重的前提下，不断探索与城市平等的价值交换。

篇幅所限，本文仅作一个概述。

第一，防止养老待遇的持续分化，不断推进分配公平。

目前，我国城乡养老金，基本都是按“多缴多得”的制度设计执行的，总体是公平的。但起点和整体的相对公平，并不能掩盖长期执行下来的局部和结果的不公平！

第一个“局部”是一些机关事业单位、央国企。这些单位/企业，原本就足额缴纳社保，按照国家要求，往往还要缴纳职业年金（补充养老金）；而市场上的民企，相当一部分是按最低标准缴纳，很少有职业年金；更不用说农民，只有最低标准。

执行标准不一，长期操作下来，就导致体制内外的养老金差距十分明显且越拉越大！虽然机关事业单位也只是遵守制度要求，但本质上，其补充养老金用的也是财政，这就等于财政补贴给体制内的更多，而民企、个体很少，而农民只能享受最基本。这也是社会舆论争议的一大重点。

第二个“局部”是城乡、区域差别。比如一线城市农民的养老金本来就高，下一年的最低标准比上一年会加五六十元，而全国范围内农民只能加20元。本来基数就高，加得又更多，导致区域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新加坡政府就认为，不同职业的人对社会的贡献有别，但待遇在职业阶段就体现出来了。退休后，既然大家都不做贡献了，那就应该是平等的。因此有个说法，退休后，总理和清洁工的退休金待遇是平等的（缴费基数不同等级，总金额有别，但最高只相差4倍）。新加坡退休金制度之所以称为模范制度，并不只是追求起点公平，也讲求结果公平。

如此，虽然都是按制度执行，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局部与整体差距越拉越大，与共同富裕原则有违。我们的养老金制度还需不断改良、优化！

第二，防止养老金压力的代际转移，压制价值创造。

上述论述中，我们注意到，一面是城乡老年人的退休金每年上涨，但其储蓄率及储蓄意愿高，而消费意愿和支出低，另一面是青壮年劳动者就业和经济压力大，消费或投资需求高，但增收困难、消费降级。如果去做一个调查，大概率全社会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要高于中年群体及青年群体。

养老金实际上已“只能增不能减”，且老龄化趋势加速，领取人数也只增不减，反之，缴纳的人数只减不增，且当前形势下，缴纳的金额也难以增加。虽然有财政补助、转移支付等制度性办法，但是，不论增加现有劳动者的缴费成本，还是通过财政补贴，最终增加的都是当前劳动者、纳税人的负担。

如此，领取者预期不断提高，与缴纳者预期不断下降，形成一对现实的代际矛盾。虽然两者并不存在直接关系，但我们必须防止日本式的“老年人永远正确，年轻人永远没有希望”的社会固化和活力衰退！

未来，养老金的增加，还应继续转向依赖养老基金的自我增值为主，并促进公平分配，防止压力的代际转移。同时，探索加大“赡养父母”之类的个人所得税年度返税力度等多种方法，切实降低现有劳动者的经济负担，协调好代际利益分配矛盾。

第三，切实增加乡村老年群体收入，探索在地化互助养老模式。

农民收入低、缴费低，而纯粹等国家发钱、一点一点涨，也不是应对养老的根本办法。以新加坡为例，政府在发放养老金的同时，鼓励并扶持老年人多种形式的返聘、再就业，通过市场方法，既延缓真正的衰老，又持续增加收入。

结合我国乡村的实际情况及初老群体意愿，通过市场化方法弥补相当时期内养老金依然不足的客观困难，是一个与养老金增长同等重要的方法。

其一，维持“以工代赈”力度，不断探索新方法。

现实中，随着乡村振兴“重建设”阶段告一段落，以及地方政府财政普遍困难，近年来，各地乡村基础设施投资下降，使得乡村中老年群体“以工代赈”的收入大幅下降。未来，我们还需探索多种合理的“以工代赈”转移支付方法，比如上述“初老老人”照料“高龄/失能老人”的积分奖补，参与集体经济或公共事业建设的现代“工分”奖补等。

其二，发展县域老年精品农业，建设在地优质农产品供应链，补充地方经济自循环。

目前，我国的粮食、畜牧及茶叶、水果等大宗农产品，已初步实现了产业化，但地方化、分散化的蔬菜水果种植，则因为推进成本高、民众接受度低而止步不前。譬如，县城市民吃的青菜、应季水果，是否一定要依赖上千公里外的外省供应？

与过去不同，现在我们去农贸市场，摊主都乐意推荐“本地农民种的菜”“本地农民养的牛”之类的农产品。为何？

因为产业化、规模化种植，势必面临成本竞争，且存在异地运输、仓储、保鲜等成本压力，如此，必然降低产销各环节成本，农药、膨大剂、防腐剂、保鲜剂等使用也更难监管；同时，地方就近产销，乡村“熟人社会”效应更有效，更看重口碑，道德约束力更强，更容易获得当地消费者信任。

绿色、健康的农产品和食品，是当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点，市场需求大而有效供应不足，而中老年人正是农业生产的骨干（且所需人工成本低）。如此，我们可如下设计：

县域政府牵头，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财政补贴，支持机关单位、学校等食堂采购本地绿色、健康的蔬菜、水果，一方面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另一方面重塑本地优质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并提升地方经济内循环基础；

恢复传统的农民自贸集市，也可以鼓励社区团购、农产品电商向本地优质农产品倾斜；

以集体经济、合作社为单位，鼓励发展老年精品农业，制定标准，建设品牌，加强监管，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

以农产品升级及增值为核心，发展农文旅融合，引导青壮年返乡，一定程度上恢复地方经济，并从根本上解决乡村养老的后顾之忧。

如此设计，比简单增加财政补助、加重纳税人压力的做法，更为市场化、更可持续而高效，且更有利于分散国家的农业风险、助力新型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

此外，如前所述，还可以由乡镇政府、村委会组织及信用背书，探索、推广“初老群体”帮扶“高龄/失能老者”的乡村互助养老模式，推进在地化互助养老，不断探索、补齐乡村养老体系……

综上，谈论农民养老问题，并不能只是简单的“加钱”。钱当然也要加，但如何加，成本如何消化，如何促进公平，如何优化制度，如何不加重社会和代际负担，如何探索市场化可持续方法，如何补齐乡村养老体系缺失，等等，都是需要不断探讨的问题，也不只是社保基金和国家财政的问题。

鉴于这些问题还未引起足够重视，遂作此文。未来如何改观，各界还需努力。

#给农民涨养老金真正的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