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令：革命复革命：AI到底改变了什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IPP评论 ，作者：李明令，原文标题：《李明令：革命复革命——AI到底改变了什么？》
5月10日，英伟达CEO黄仁勋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的演讲，再次戳中了人们对于AI的复杂情愫。在演讲中，黄仁勋称，在AI时代，“没有哪代人拥有如此强大的工具和机遇”，“让所有人都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虽然这一观点意在鼓舞大众大胆创新，但却再度引发了人们对AI这一革命性技术的迷茫情绪。在我看来，大众对AI的复杂情绪背后，不只是“人往何处去”的哲学困惑，还有“人何以自处”的社会学焦虑。
“革命”的社会性
当我们谈起“革命”，我们在说什么？
在政治语境下，推翻旧政权，以一套新的统治结构取代旧的统治秩序，就是一种“革命”——这种革命带有很强的冲突性。而在技术语境中，颠覆了旧的技术范式，令建立在原有技术基础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逐渐暴露出“落后性”，也是一种革命。这种“革命”往往是温和的暴力——这也是目前谈起AI革命时提到最多的涵义。当然，技术上的“革命”并不是一个彻底性的概念，往往是叠加和继承的，正如我们今天依然还在使用化石燃料一样，而电力、互联网更是AI发展的基础。
从机械化、大规模生产到信息化与人工智能，工业革命的演进不断重塑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形态。
今天想与读者探讨的，是一种“社会语境的革命”。在这一语境里，革命是“社会优势群体的不断迭代”。虽然迭代的方向“可正可负”，但在全球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个迭代的方向基本不是内缩，而是外扩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于革命的理解反而比较正向。具体来说，就是曾经占有主导性优势的人们不再拥有主导性地位，社会优势群体逐渐得到扩充的过程。这也是社会新兴群体可以参与和享有资源的过程。
这一迭代的本质是资源分配格局的变化。这包括两个层面：一种涉及社会资源的分配，让更多的人群分享到既有的资源；另一种涉及到发展，即资源的生产扩张使得更多人可以享受到本来只属于少数人的资源或特权。
以医疗为例。在医疗人才极其短缺的时候，医疗资源分配呈现显著的“排他性”：过去，医生首先为王公贵族服务，然后是官僚阶层，再后来是富裕人群。随着近现代医疗教育的普及，医生的职业化进程加速，执业医师的规模显著扩张并向外分布，普通大众才得以分享到专业医疗的资源。这种医疗资源供给的结构化转型，就是一场深刻的“平权革命”。
当然，社会革命不只是个别领域的解放或更替，而是整体社会结构的变动与重组。历史地看，优势群体的扩充标准，往往从血统开始，先是政治身份，再来是经济水平，后来是人力资本。这种革命背后的机会逻辑，往往从先赋性因素（与生俱来的先天条件）开始，逐步迈向后致性因素（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资本或能力）。这同样反映了社会形态的变迁路径：从贵族社会，到封建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现在的后工业社会。
在这一变迁中，从贵族占有主要资源，到官僚阶层可以参与享有，再到工商业阶层可以参与享有，到现在依靠个人能力就有机会参与享有。尽管在不同的时代，社会优势群体往往可以继续保留一定的优势，但差别在于，不断会有新的群体参与到社会主要资源的分配当中。
当人力资本跻身成为资源分配的主要逻辑，就打破了以血统、家族、家庭背景为筛选依据的规则，进入了依赖个人能力的时代。这时的人力资本，往往以文凭、资格、职称作为制度性的认证基础。只要得到一定的制度性认证，就意味着达到了参与分享社会资源的门槛。当个体可以依靠后天努力迈入这一门槛，社会就步入了高度流动性的阶段，社会优势群体的规模也随之空前扩大。
所以说，每一次“革命”，都有可能会让社会越来越平等——和以往相比，今天的人们不再需要家里“有权有钱”才能接受高等教育，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参与到分享社会财富之中。虽然家庭出身依然十分重要，但普通人至少比以前更有机会实现阶层上升。
当然，每一次终结旧的不平等格局，也会引发新的不平等问题。尽管依靠个体的人力资本有机会改变个人命运，但是也产生了过度迷信学历、优绩主义泛滥、学历歧视、院校“鄙视链”等问题。
“AI革命”的“朦胧”本质
那么“AI革命”到底是什么？根据上述分析，若能称得上是一场“革命”，那么AI时代必然可以产生新的革命逻辑、新的社会优势群体。
直白地看，当前的AI的确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缩小，让本来处在能力阶梯中“相对偏下”的那部分人，快速跟上“上游”的那群人。曾经缺乏发展机遇的那部分人，在AI时代可以快速补齐自身的能力短板。
在AI的加持下，人与人之间的能力鸿沟缩小了：一方面，旧有的能力与经验的积累被技术所封装，正如CAD让手绘建筑图纸的技能逐渐失去价值一样；另一方面，知识精英搭建的技术壁垒难以维系，通过准入规则来维持稀缺性和控制权的做法逐渐失效。在这个意义上，AI革命依然符合社会革命的内涵——AI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分享到“原本需要一定资格”才能得到的东西。
“AI革命”与过往的社会革命，既有共性也有本质差异：
相同点在于，原本依托传统机会逻辑获得优势的群体，在AI的面前丧失了他们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AI淡化了当前资源分配的人力资本逻辑，动摇了现代社会的底层交换规则。正因如此，AI加重了一部分人的焦虑和无力感，尤其是试图依靠认知技能获得优势的脑力劳动者——这批人往往正是近几十年社会发展的核心受益者。
不同点在于，在过往的社会革命中，优势是可以转化的。比如说，经济资本较高的人，仍有更多机会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但在AI时代，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优势不只是被削弱了，甚至还被消解了——以前我们需要能够精通表达、编程、设计、外语的专业人才才能做的事情，现在通过和AI对话就能自己完成写作、代码、做图、翻译——所谓的“能力壁垒”被智能工具普遍化了。即便是知识精英，也难以基于原有的人力资本稳固自己的未来优势。与其说AI放大了人与人的差距，不如说AI更多的是拉平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该图比较了不同职业的AI暴露程度与适应能力。横轴越靠右，说明该职业越容易受到AI影响；纵轴越靠上，说明其应对AI冲击的能力越强。图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右下方区域：客服、文员、秘书等岗位既容易受到AI影响，又缺乏较强的转型能力，因此面临更高的职业脆弱性。图源：Brookings
最重要的是，AI革命还没有产生新的迭代逻辑，更没有提供一种新的补充性机会逻辑。就如工业社会提供了基于经济资本的机会逻辑，后工业社会提供了基于人力资本的机会逻辑，迄今为止的人工智能社会，还没有表现出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稀缺性”标准。所以，从某种角度上说，目前的时代是“失范”的。可见，一种基于群体性变迁、结构性迭代的革命过程，正在AI时代变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仓皇过渡的、剧烈却又朦胧的转型。
当然，也许是因为AI技术尚未成熟，AI革命尚在发端，所以对社会结构的重塑还需要时间。
新的不平等何以发生？
“机会平等”作为现代化的核心追求，主要表征就是社会优势群体的持续扩容。我们固然希望社会优势群体的规模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平等。但对于社会优势群体而言，规模是否已经到“顶”了？还会有更多的人进入优势群体、分享到机会资源吗？更为均质的社会结构，还有可能出现吗？目前看来，似乎已没有足够的社会要素，来支撑优势群体继续大规模地扩容了。
那么，AI时代，下一种引发不平等的要素是什么？
有人说，AI使用能力会成为新的分层标准——有更多机会接触高级AI、更擅长使用AI的人，将会获得更大的优势。但事实上，随着AI技术的逐渐成熟，人类在AI使用能力上的区分将会不断缩小——我们经常还没学会使用上一代的AI工具，就已经有更高级的AI产品问世——快速的技术更新，远超我们学习的速度。
AI的普及，让大量的知识被显性化，让许多本该付出大量努力才能拥有的技能成为了公共品。由此有人认为，在AI时代，创造力、想象力、行动力、能“提出好问题”的能力将会成为人与人拉开差距的核心要素。这也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的讨论焦点。
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种能力的本质，是在现有的优势群体内部进行重组和再分层，而不是让社会优势群体的规模进一步扩大。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所谓的“核心竞争力”，正在当下的讨论中逐渐变得愈发“形而上”化——这种能力不像经济资本、人力资本那样客观、可量化、可认证，也难以通过标准化的教育大规模培养和积累，最终只会成为少数人所垄断的特质。如果社会优势群体不会因此继续扩容，便违背了“社会革命”推动平等的核心方向，新的不平等也将由此滋生。
或许AI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革命不再意味着创造新的赢家，而是让“赢家”和“输家”的区分变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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