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头部国际学校读了3年，我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谷雨星球 ，作者：北宁，原文标题：《在头部国际学校读了3年，我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大家好，我是北宁，目前在北京一所第一梯队国际学校读高中。

如果时光倒流五年，那时候的「国际学校」在我和父母的认知里，还是一个自带柔光滤镜的乌托邦：

没有刷不完的黄冈密卷，没有压抑的排名榜单；有的是《死亡诗社》里那样站在桌子上朗读诗歌的课堂。

也会有像美剧里那样丰富多彩的社团生活，到处充满着鼓励每一个孩子去拥抱「无用之用」的自由空气。

为了这张通往「旷野」的门票，我的家庭支付了昂贵的学费，我也在那时，怀着逃离应试教育的庆幸，从公立体系转轨而出。

然而三年过去，我有了一种新的感觉。那是一种巨大的、难以言说的错位感。

我原本以为自己跳出了一列拥挤的绿皮火车，换乘了一艘驶向蓝海的帆船。但日子久了，我发现这艘帆船正在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悄悄改造——

甲板上装满了发动机，船员们不再仰望星空，而是盯着仪表盘上的转速。

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感受。为了验证这份困惑，我访谈了身边十几位来自北京、上海、大湾区不同课程体系（IB/AP/A-Level）的同龄人。

剥开那些光鲜亮丽的藤校录取榜单，我想和大家聊聊一个也许不那么动听，但绝对真实的国际教育现状：

国际学校，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公立化」回潮。

被「景观化」的热爱

国际教育最迷人的承诺之一，是培养「终身学习者」和「社区贡献者」。但在这个承诺的背面，我看到的是功利主义的全面「入侵」。

不仅我的校园，甚至在所有未来即将出国的学生圈子里，大家衡量一件事物价值的标准都变得极度单一：「这对申请有没有用？」

这种思维像一种病毒，迅速吞噬了我们原本纯粹的兴趣。

A同学是我的受访者之一，她曾经是一个眼里有光的女孩，热衷于研究昆虫。

但在升学指导和家长的双重劝说下，她放弃了那个「听起来很不体面、很难拿高分」的生物分类学社团，转而投身于「模拟联合国」和「商赛」。

「哪怕我在模联里甚至抢不到发言机会，哪怕我对商业模型一窍不通，但我必须在那儿。」

A同学自嘲地告诉我，「因为那是标配，那是名校招生官看得懂的语言。」

更荒诞的是，这种功利正在异化原本美好的事物。

比如「公益」。

E同学向我讲述了她们学校那个魔幻的「流浪猫社团」。

学校里仅有的两三只流浪猫，大概是全北京最「累」的猫。每周五下午的社团时间，三个不同的动物保护社团会轮流围着这两只猫转。

真正哪怕去换一盆水、清理一次猫砂的人寥寥无几，但拿着单反相机、打光板的人却把猫围得水泄不通。

大家争先恐后地拍摄着自己「充满爱心」抚摸猫咪的照片，因为这些照片会被精修，贴进精美的活动列表里，作为「社会责任感」的铁证。

甚至连社团的评选标准也变了——不是看你救助了多少动物，而是看你的社团公众号有多少阅读量，你的活动拉到了多少赞助。

而在我看来如此充满形式主义的社团，竟被评为了「年度优秀」——这种带有表演色彩的热爱，在外人看来难道更有价值？

这种争先恐后的「功利行动」背后，其实也是一种内卷的变现。

而除了内卷之外，还有竞争带来的防备心。

每逢假期，大家见面的问候语都是「你假期去哪玩了？」，得到的回答整齐划一：「就在家瞎玩，躺平。」

但这只是烟雾弹——实际上转身之后，大家都在暗自角力。

有人飞去非洲做不知真假的「国际义工」，有人花几万块钱进入名校实验室做「挂名科研」，有人在补习机构的VIP室里把下学期的AP微积分预习了两遍。

我们变成了一个个精明的算计者，像经营一家上市公司一样经营着自己的人设。

每一分钟的投入，都必须在未来的成绩单上看到产出。

变味的「洋高考」？

如果说氛围的变化还能归结为对大环境的焦虑，那么课程内核的「应试化」，则让我们有时候会恍惚自己是否仍然接受的是国际教育。

比如IB课程体系以及PBL项目式学习，它们的核心本该是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以及注重教育的过程性导向。

但在实际操作中，为了追求那张漂亮的成绩单，一切都变了味。

来自上海的W同学读的是以「全人教育」著称的IB体系学校，但他形容自己的生活是「穿着西装的刷题机器」。

「学校名义上推崇探究，但只要期中考试一到，所有的探究都得给刷题让路。」

所谓的PBL项目，往往变成了走过场。

为了让GPA好看，老师甚至会暗示学生如何「讨巧」地完成项目，而不是鼓励大家去冒险、去犯错。

最让我痛心的是学科教育的「降维」。

C同学是一位文学爱好者，她原本期待在英语文学课上能像《死亡诗社》里那样，去解构诗歌，去触摸作者的灵魂。

但现实是，她的外教离职了，换成了一位深谙「提分之道」的老师。

现在的文学课，不再讨论人性的幽暗与光辉，而是充斥着「模板」和「套路」：老师直接甩给我们一套万能分析结构：第一段写修辞手法，第二段写意象，第三段升华主题。

「别管你有没有读懂，套这个公式，AP文学就能拿5分。」

C同学无奈地说，这种感觉就像是在新东方上托福写作课，文学变成了僵尸，我们变成了填鸭。

除此以外，科学实验有的时候也会变形。

原本简单的实验报告，现在演变成了「学术论文大赛」。

有同学会找校外的硕博导师进行「深度辅导」，把一份高中生的实验报告写得像发表在《Nature》子刊上的文章。

你写2000字，我就写3000字；你用Excel做图，我就用Python建模。

这种内卷逼得所有人不得不跟进，否则你的作业在别人眼里就是「态度不端正」。

我们花费了数倍于公立学校的金钱，最后买到的，似乎只是一套更昂贵、更复杂的「洋应试」体系。

「既要又要」后的校园

当我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去观察家长、老师乃至整个教育环境的焦虑时，我发现：

学校之所以变「卷」，往往是因为市场希望它们更「卷」。

这背后，是中产家庭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感。

在十年前，送孩子出国的家庭往往是真正金字塔尖的群体，他们有足够的资本让孩子去「浪费时间」，去探索「无用之用」。

但现在，随着国际教育的下沉，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倾尽六个钱包送孩子上这条船。对于他们来说，留学不是一场浪漫的文化苦旅，而是一次不容有失的阶层保卫战。

他们无法接受「快乐教育」带来的不确定性。

比起虚无缥缈的「批判性思维」或「领导力」，一张实打实的托福110+成绩单，一份能换来藤校Offer的满分GPA，才是最能抚慰焦虑的镇静剂。

所以，当有的学校试图搞真正的PBL时，会有家长投诉「学不到东西」；当学校举办太多娱乐活动时，家长也会担心「孩子的心玩野了」。

而另一方面，「公立化」的管理其实是一种本土化的生存智慧。

很多家长开始意识到，孩子未来大概率是要回国就业的。如果培养出一个完全西化、不懂中国的人情世故、受不了半点委屈的「香蕉人」，在未来的国内职场上将寸步难行。

这些学校内的变化虽然残酷，但也带来了客观上的「红利」。

不可否认，国内的国际化学校的学术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我们的标化成绩、我们的竞赛奖项，在世界范围内都极具竞争力。

在最近的申请季里，中国学生在顶尖大学的录取表现依然强劲，这或许就是「卷」出来的代价与回报。

现在的我，每天穿梭在像极了公立学校的国际部走廊里，看着同学们为了0.1的GPA争得面红耳赤，看着社团活动变成了精致的PPT展示。

你要问我失望吗？是的，我有过深深的幻灭感。

我曾以为逃离了体制就能拥抱自由，却发现：

只要评价体系不改变，只要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不改变，地球上哪里都是「衡水」。

但是，在彻底的祛魅之后，我反而找到了一种平静的力量。

既然环境无法改变，既然学校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筛选机器，那么能不能守住内心的「国际化」，就全看我们自己了。

如果有的老师教的是「模板」，我依然可以在课后去读那些「无用」的哲学书；

即使社团充满了「功利」，我依然可以在无人的角落，真的去喂那只流浪猫——不为了拍照，只为了内心的柔软；

即使周围人都在谈论排名，我依然可以坚持那个不被看好的冷门爱好。

真正的国际化教育，不在于学校的建筑是欧式的还是中式的，不在于过不过万圣节，而在于你是否拥有独立思考的内核，是否拥有在单一评价体系之外，重新定义成功的勇气。

我想起了一句我很喜欢的话，送给所有身处这个「围城」中的朋友们：

「一只鸟落在树上不担心树枝断裂，不是因为鸟相信树枝，而是鸟相信自己的翅膀。」

无论环境如何被「折叠」，愿你我依然拥有飞越围墙的能力。

#在头部国际学校读了3年我才发现自己被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