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精英鼓吹“龙的时刻已来临”, 意外暴露一大对华认知误区？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文化纵横 ，编辑：王儒西，作者：孟 晖
2020年3月27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的一档金牌谈话栏目《华盛顿视角》推出一期节目，题目为《华盛顿还是北京——新冠疫情之后，中东的未来属于谁？》。这则题目凝练地体现了新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精英群体的认识、焦虑和期待，也呈现出他们与中国人民之间在思想领域的鸿沟。
阿拉伯世界属于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以来，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也由于其与西方的复杂关系，这一区域不断成为世界政治的焦点。然而，我国鲜有人察觉，在新世纪，阿拉伯精英群体对世界形势变化观察敏锐，随之快速地建立了一套新型的“中国观”，并根据该套新观念调整国家战略和区域战略。
▍阿拉伯精英的语言共同体
阿拉伯世界包括22个国家：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也门、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阿曼，这12个国家位于西亚；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苏丹、埃及，这6个国家位于北非；吉布提、索马里、科摩罗位于非洲东部，而毛里塔尼亚位于非洲西部。
这些国家呈现两大特点：其一，主体人群采用阿拉伯语，被归总为“阿拉伯人”；其二，均信仰伊斯兰教。其中，位于西亚的12个国家属于热点区域“中东”，因此阿拉伯人创造了“中东与北非”（Middle East&North Africa）的区域概念，简称“梅娜”（MENA）。除了阿拉伯国家，在中东尚有两个地区大国：一为伊朗，主体民族为波斯人，讲波斯语；一为土耳其，主体民族为所谓的土耳其人，所持语言为所谓的土耳其语。伊朗与土耳其同样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不过，这两个国家与阿拉伯诸国在种族认同、历史叙事等方面歧异深刻，由此形成不同的自我定位，随之对当今世界形势和地区形势的判断也截然不同，三方对中国的理解和预期也因而有异。
近年，国际政治领域又出现了“大中东”概念，将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两国囊括在内，这两个国家在国情、民族认同、语言、历史等方面与梅娜诸国很不同，但又在历史和文化方面有错综的联系。由于地缘、近代的国族经验等原因，两国在“中国观”上更接近阿拉伯世界。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讨论“中东”在当前的政治思想状态，而是应该对不同群体分别加以观察，重视该地区的复杂性。
在阿拉伯世界内部，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对现实世界有着不同的感知。阿拉伯语在实用中分为两种类型：一为方言，一为标准语。方言为各国各地区的地方用语，彼此差异很大（可参考我国的方言）。标准语则是以《古兰经》为基础的“雅言”，词汇和表达丰富、语法严谨，汇入了大量近代西方概念的音译词，如“电子化”“民主”“新自由主义”“帝制”等，是一种经过现代化改造的“书面语”式通用语言，类似我国五四运动之后创造的白话文与普通话的合体。当代的阿拉伯标准语让使用者可以在传统伊斯兰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之间灵活穿梭，这种语言赋予阿拉伯世界以一种无比的优势，在西到大西洋、东到印度洋、北到地中海、南到撒哈拉沙漠的广大区域里，受过教育的精英群体用同一种语言学习、思考、交流、阐述、争论；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一片广大区域里，现代传媒也使用同一种语言，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精英们一旦登上这些媒体，都用标准语表达和交流，使用同一套概念、逻辑、前提和理论。由此形成的后果之一是，在阿拉伯世界，精英群体在思想观念上表现出明显的趋同性。举例而言，近年来出现的新型“中国观”轻易地跨越阿拉伯国家的国界，在不同国家的精英群体中迅速流行，成了政治分析家们解读国际形势的共同前提。
但是，现代阿拉伯标准语也制造了知识门槛。只有受过良好的正规教育，才能掌握标准语，这就把各国底层民众的大部分挡在了现代信息的大门外。报刊和广播、电视号称“大众传媒”，但是实际上，正规的阿拉伯语报纸和电视台发布的信息，很多底层民众并没有能力理解。因此，如著名的半岛电视台这样的“大众媒介”，在阿拉伯世界实际上是“精英媒介”，无论是其工作人员、各路嘉宾还是受众，都属于分布全世界的阿拉伯精英群体。其中一些主流媒体有各国当政集团在财政上予以支持，于是会偏向统治群体的意志。借助那些媒体，阿拉伯精英可以轻松穿越国界，用同一种现代“书面语”讨论共同的话题，这一点展示出“阿拉伯语世界”的广域性。
同时，在该区域，英语媒体也非常发达，在历史上曾经遭受法国殖民的国家如阿尔及利亚、黎巴嫩则有法语报纸。这些外语媒体堪称西化精英们的俱乐部，不过，它们所呈现的政治观点与阿语媒体完全一致。因此，观察上述阿拉伯媒体近期的主流观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该区域精英群体在当今的共识。
▍对当代西方政治理论的依附现象
阿拉伯媒体一个最突出的现象，就是信任和追随西方现当代政治学精英的言说，尤其对鼓吹“大国强权”“帝国”言说的流派特别钟意。持此派言论的欧美名家一旦有新说法发表，会很快被转译到阿语媒体上，然后，阿拉伯的分析家们便会采用前者创造的时髦概念和时髦理论。
阿方精英群体对“文明的冲突”“大棋局”“世界秩序”“修昔底德陷阱”甚至“百年马拉松”等立论欣然接受，甚至是拥抱欢迎。这种亦步亦趋的依附性足以作为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范例，但我们尚没有意识到其严重性，更没有展开相应的研究。不过，阿拉伯精英并非机械地接受西方人的言论。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有选择性地接受西来观点，再把该观点引向他们唯一真正焦虑的问题：那一套说法中所暗示的前景将会怎样决定本地区的命运？
于是，他们对冷战结束后的西方主流政治理论加以融会贯通，目前形成了如下共识：人类的历史乃是大国强权（great power）连续崛起和衰落的历史，在每个时代，在一定区域内，都会有一家大国强权起到主导作用。同时，大国强权也是一种必需，只有当一个大国强权建立起势力范围，并在该范围内建立起“强权主导下的和平”、充当“警察”、给该范围提供“公共品”时，该区域才能形成稳定和发展。相对应的是，中小国家给大国提供后者所需的利益，换取大国的保护。如果小国、弱国无法给大国提供利益，就势必沦落在强权的势力范围之外，只能自生自灭。二战以后，美国充当了大国强权的角色，作为“世界警察”，给世界打造了秩序和繁荣。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迅速衰落，丧失作为“世界主导”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崛起是最瞩目的事实。由此必然引发又一轮新旧势力的交替，因而产生了一系列不确定性：中国是否愿意接替美国的角色，承担大国强权的“责任”，为世界提供公共品？美国是否甘心让出世界领导者的位置？中美是否会因为争夺这一位置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可能如同二战之后美国驱逐英法殖民势力那样，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出现平稳的权力过渡？美国的关注焦点转向印太，对中东的掌控能力日益减弱，那么，是否在中东会出现“大国权力的真空”？
这一系列疑问在阿拉伯人那里构成了重大命题，引发了持续的激烈争论。其中，亲美派为少数派，他们坚信美国代表的价值观，也坚信“美国和平”（Pax Americana）即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意义，但是，即使这一派也承认，美国没有给大中东带来秩序和稳定，更没有减少贫穷。一部分为中间派，他们认为“大象打架，碧草遭殃”，两强相争的严重后果难以估计。此外，还有声音响亮、意见坚决的一派，坚信中国一定会取代美国，建立中国主导下的新世界秩序。
2020年，半岛电视台组织的一场大辩论最具代表性。《华盛顿还是北京——新冠疫情之后，中东的未来属于谁？》即为该场辩论中的一环，此外同台《针锋相对》栏目推出《新冠疫情过去之后，会是美国停止领导世界、中国接手掌舵吗？》，《剧情》栏目则推出《中国崛起与美国星光黯淡——了解疫情之后的新世界的剧本》。半岛还组织各国的中青年研究者相继在其官网发表文章展开争鸣，其中，约旦作家穆罕默德·萨拉姆在《新冠疫情之后的中国与国际秩序》中宣称：“今日的大事乃是中国投放给世界的新现实，亦即，中国在以其身影打造当前的单极世界秩序……那（疫情出现）之后，美国的资本主义暴露了其食人魔的实质，那么，中国龙将会吞下一切，甚至有可能把美国也一并吞掉。”阿尔及利亚作家拉马达尼·赛义夫在《在欧洲不管不顾之后，中国出手帮助西方了！》中甚至说：“多亏那种病毒，它为恢复活力的亚洲巨人铺平了填补一切真空的道路。”以致同样参加讨论的巴勒斯坦记者阿里·阿布·马里黑尔创造了一个类似“精神中国人”的词“mutseinunan”，来形容这些拥华派的激进态度。
▍对中国的期望和要求
上述三派只是对中美两国趋势的判断不同，但立论基础却是相同的：都把“大国强权建立世界秩序主导中小国家”（以下简称“大国论”）作为人类历史的唯一可能，作为世界的一种“真相”。在这一前提下，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在大中东的争霸活动，在阿拉伯精英那里成为“真相”的一种表现。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至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大中东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外来的大国强权接替地控制该地区。于是，美国衰落、中国崛起，对他们来说就构成了如此的关切：“中国会动摇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吗？”（2020年4月半岛官网报道题目）这一关切贯穿精英群体的各个阶层。
如果说知识界忙于展开思考和辩论，那么政界和商界则是通过行动来表达判断。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阿拉伯各界的有识之士中，已经出现一种鲜明的意向，希望并且也坚信中国会迅速取代美国，成为中东的“主导”力量。促使这一意向产生的因素是多重的，但其中最根本的因素，是中美在地区政策上的强烈对比。
二战以来，美国针对大中东的政策，是完全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去形塑这一广大区域的社会生态，罔顾当地人民的基本需求。在这种政策基础上，美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诸方面都持续地操纵和干预，力图实现全方位的控制。就经济领域而言，大中东的不发达状态，一定程度上是美国精心设计的结果。一个例子是，德国和英国当年出于“大争霸”的考虑，曾在奥斯曼帝国、埃及等地修建铁路，激发了中东人民的“铁路梦”，但是，美国掌控大中东之后，竟使得这一广大区域的铁路建设彻底停顿下来。至今，大多数国家都没有一寸铁路，交通运输全靠公路和航空。沙特、阿联酋等国因为拥有石油、天然气资源而跃升为富国，掌握着庞大资金，也一直有修建铁路的意向，却长期无法有所进展。
直到中国为沙特成功修建“麦加—麦地那高速铁路”，大中东横遭压制的铁路梦才重新看到希望，让阿拉伯世界在事实面前凝聚起一种新的战略共识。2010年半岛电视台谈话栏目《档案》的一期《中国与阿拉伯——由丝绸之路到丝滑外交》指出：中国的复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而阿拉伯人要避免始终处于历史的边缘，就必须“抓住国际体系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机会”，“中国是大国列车中的最新一列，是阿拉伯该上的车”。历史记忆让阿拉伯人清楚，中国在历史上从来不曾侵略和伤害梅娜地区。特别是1949年以来新中国采取的外交策略以平等和支持的态度对待阿拉伯诸国，让精英群体意识到中国与西方不同。另一方面，精英群体认为，阿拉伯世界在地缘政治中位置关键，中东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对中国非常重要，因此，该区域可以与中国实现利益交换，从中国换取安全保护和现代化建设。因此，主流意见已对美国不抱希望，亲美派感到挫败和焦虑，而萨拉姆、赛义夫那样的激进态度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
约旦知识分子、安曼市文化局局长萨米尔·艾哈迈德于2009年出版的《文明的追随——中国的崛起与阿拉伯人的未来》，即是上述态度的精准呈现。该书痛陈西方殖民历史给阿拉伯世界造成的伤害，书中写道：“美国用各种借口控制、利用阿拉伯人，并打击异己，因而阿拉伯人单纯凭借自身国力与所具资源，特别是在美国依旧强劲的发展势头之下缩小与其之间的文明差距，可谓是天方夜谭”，“那么对于落后民族而言，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与发达的文明国家建立‘利益共同体’关系，从而实现互利合作，而非单纯地索取利益：落后民族借鉴先进民族的成功经验，汲取他们文明领域的诸多成果，同时落后民族也可以为先进国家的持续进步和长久发展提供相应的帮助”。这里，“发达的文明国家”指的就是中国。
书中还直白地表达了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关系：“一、先进文明应捍卫落后文明的利益并满足他们的迫切要求，保护他们免受外界的压力和干涉，为落后文明实施民族复兴计划创造适宜的环境。二、先进文明通过为落后文明提供他们自身不能探索、了解和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加快落后民族实施民族复兴计划的步伐。这既有利于先进文明从落后文明那里获得相应的利益，也有助于落后文明加速缩小与先进文明的发展鸿沟。”
该书出版后在阿拉伯世界得到热烈反响。事实上，阿拉伯各国的政治家群体普遍拥有类似的观念，而且他们比知识界更早地敏锐察觉到国际局势的变化，并立即用实际行动加以应对。新世纪以来，阿拉伯国家的当政者纷纷调整国策，把战略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转向东方，造就了二十年来的新气象。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更是让阿拉伯世界欣喜和振奋，看到摆脱落后、进入现代化的希望。海合会六国认为，波斯湾与红海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位于三大洲的十字路口，而中国如今是海湾石油的最大进口国，因此“一带一路”理应优先集中发展这一区域。他们尤其希望打造一个把红海、波斯湾、印度洋以及南亚、东南亚、中国串联在一起的现代网络，将此网络的重要性置于欧亚内陆网络之上。阿联酋提出“拥抱中国”计划，致力于让本国经济与中国经济相结合，利用地缘优势，成为中国经济面对中东、欧洲和非洲的前沿、中介以及中转地；沙特明确表态，要将其国家发展规划“2030愿景”与“一带一路”倡议协同一致，其中的设想包括与中国合作，凭借本地能源成本低廉的优势，生产氢能和电力出口到欧洲和亚洲其他区域。凡此种种，显示了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对于阿拉伯世界确实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方便速食式的虚假史观
在如此的形势之下，对阿拉伯精英来说，重新对中国进行阐释，就成了一种迫切但又突然的必需。
中阿之间的文明交流源远流长，古代中国在阿拉伯史学著作中一再获得浓墨重彩的记载，是高度赞美的对象。但是近代以来，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古老的联系横遭中断，往事记忆逐渐模糊，一切注意力转向西方，中国变得遥远而陌生。阿拉伯精英群体主要由保守派与亲西方派构成，20世纪独特的历史进程更让中国在他们眼里显得难以理解。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群体不得不在几乎没有基础的情况下快速建立一套关于中国的叙事，来符合当前的需求。
不同的文明传统，使得中阿人民拥有截然不同的基本思维模式。再加上面对现代化的挑战时，两大文明的回应过程也不一样。阿拉伯精英群体并未经历如中国那样烈度的思想洗礼，导致他们未能摆脱宗教信仰的影响。在他们笔下虽然尽是西方当代时髦词汇，但实际上意识深处仍然深受神学思想的支配。一种意想不到的局面由此产生：阿拉伯精英读不懂现当代中国作者的文章和著作，也无法接受其中传递的信息。无论是中国作者提供的事实和论据，还是所运用的学理，阿拉伯精英都难以理解。他们本就迷信西方权威，而西方保守派的思想对他们来说晓畅易懂，也容易产生共鸣，这导致他们完全是通过西方学者的作品来建立对中国的认知的。他们阅读基辛格的《论中国》时心领神会，能悟出中国读者感受不到的深层含义。阿拉伯精英们以为，依靠这类西方作品，他们准确地了解了“历史上的中国”和“今日中国”。
事实上，西方汉学家在近代建构的一整套中国历史叙事，是以其自身的神学信仰为根基的一套“中央王国论”的史观。它痴迷于“中央王国”“天命”“天子”“朝贡”等概念，但又按照西方神学的逻辑加以理解，例如，认为中国皇帝是“上帝在大地上的代表”、“上帝的信托人，受命统治大地”。蒂莫西·布鲁克在《巨型大国——中国与世界》中说：“……中国独有的世界观，他们称之为天下的视角。天下——天堂之下的一切——原本为周朝的一种观念，意谓皇帝应该在上帝的委任之下统治他的所有领土。他是上帝的代理人（proxy），凡是仰望天堂寻求指引的事物，他都加以管理。有一些国度落在他的统治之外，不过蒙上帝下顾的事物不包括它们，它们远远够不到上帝的目光的边缘，所以，任它们留在文明的光晕以外的昏蒙里，也根本无甚损失。随着中国成为巨型国家，潜在而言，已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让那统治者无动于衷，也没有人不会被纳入华和夷的种族分隔之内。他的统治是普世的，所有人都只能服从。”并且，他们教条地坚信“天命”是神意的体现，因此真实存在，不损不灭，只待“神指定的时刻”到来就会最终实现。
中国人很难辨识出这套史观中的神学成分，但是，阿拉伯人与西方人的宗教依循同样的底层逻辑，因此他们能十分敏感地领悟“中央王国论”中的奥义。2019年，《大西洋月刊》的一篇长文宣称：“（19世纪时）统一后的德国是‘寻求它在太阳下的位置’，与之不同，中国是正在恢复它自己作为太阳的尊贵地位。”俄乌战争爆发后，半岛官网在首页推送该文，随即，埃及资深权威报人阿卜杜·马纳姆·赛义德撰文称：“……而中国独自站立在所有这一切的中央，等待着世界向中央王国奔赴而来。”
至少在目前，这套“中央王国论”对阿拉伯世界可谓正中下怀。中国成功走上复兴的道路，阿拉伯世界的努力却一再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神意论能够让人释怀，同时，一旦相信这种理论，那么“转向东方”的策略便在当地的文化环境里就获得了充分的合理性，等待甚至主动引导中国力量进入中东也具有了合理性。
实际上，阿拉伯世界是用神意论解释中国古往今来的一切，那里的主流观念真的相信，无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还是现代的浴火重生，都仅仅是出于神的决定。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精英群体借助基辛格等人的“中国叙事”，近年来快速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简要中国史”：自古以来，中国与其周围区域形成了一个“龙的圈环”，那是一个排外性的领域，很难加入其中，然而，任何国家只有进入那一圈环，才能分享到中国的文明成果和安全保护。对“龙圈”以外的世界，中国早早就发明了一项独特的治理工具——丝绸之路，通过贸易来管控各国各地区。然而，大约五百年前，中国忽然主动关闭了丝绸之路，自我封闭起来，这就给欧洲人留出了真空，于是形成了近代西方列强的历史，最终导致了“屈辱世纪”。不过，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结束了“战略潜伏期”，决意重启丝绸之路，首次尝试之后发现条件还不够成熟，便停下来搞建设。如今条件已经齐备，所以中国在着手恢复丝绸之路了。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出自冥冥中的安排。
这套历史叙事实际上是对历史上朝贡体系的误读式演绎，但阿拉伯精英，包括能够制定国策的政要在内，普遍相信上述极简版“中国史”，因而热切希望尽快进入“龙圈”，唯恐落在邻国之后。瓜达尔港和中巴经济走廊让他们看到了途径，纷纷地想要让本国的重要港口或者枢纽城市达成与中国的单线直联合作，以类似直达快线的模式加速两地之间的全面交流乃至融合。
▍“龙的份额”
如前所述，近代西方对阿拉伯世界在精神上的形塑极其牢固，致使阿拉伯精英群体的思想只能在“大国论”那一条闭环轨道上转圈运行。再加上“中央王国论”的影响，以及深重的迷信，致使阿拉伯精英对地区命运产生了极为独特的判断。他们在思想中已然把大中东直接划成了中国的“主导范围”，并坦率地认为中国是大中东地区的主动方，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当地群体则是被动方。因此，阿拉伯主流舆论大都建立在下述前提之上：一、大中东的一切事务，首先都是中国的事务，该区域的安定与动荡，则彰示着中国作为大国的胜败荣辱。阿拉伯人只是被动的承受者，在该区域的事务中只需承担其作为被动方的责任“份额”。二、既然是天降大任，中国在大中东拥有了“龙的份额”（dragon’s shares，化用了英语中的典故lion’s share），那就必须承担对阿拉伯以及整个大中东的大国责任，包括派驻军队、解决纷争、帮助该地区发展现代化等等。
阿拉伯方面的这种观念，造成了中阿双方在相关事务上的深刻分歧。例如，2023年，中国、伊朗、沙特三国发表《三方联合声明》，让阿拉伯精英深受震动，但他们的理解却与中方全然不同。在阿方看来，这一事件意味着中国在中东终于“进场”，成为担保方，对阿拉伯人做出了承诺，一定会管束住伊朗。在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阿拉伯精英把大中东的责任全部推给了中国，认为大中东的一切问题在本质上已经是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去解决，而中国作为大国，接手解决大中东的一切难题，既是责任，也是利益所需。
阿方的此般心态还造成了中阿双方的一道深刻分歧，那就是阿拉伯上层希望中国取代美国，把军事力量投送到中东。2010年，在北京中阿对话论坛上，包括大使在内的阿方代表便催促中国“脱去丝绸手套”，对世界动用其军事力量。2011年，叙利亚发生变乱之后，阿拉伯世界真切地以为中国会派大军去叙利亚清剿叛乱者，对此极为期待，还通过不同渠道一再对中方进行呼吁。自那以后，大中东一旦发生混乱，便有类似传言出现在正规的阿拉伯媒体上。由于预期的事件并没有出现，阿拉伯的舆论场便反复批评中国不肯扮演其所应承担的“军事角色”，极其不满。他们通过基辛格等人的著作得出结论：全是因为中国几千年来沉睡在舒适的“龙圈”里，缺乏对外界的“欲望”，尽管“已经被唤醒”，但暂时还不懂得“如何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国扮演其国际角色”。
2015年，半岛电视台的记者采访王毅外长，便直白地问：“中国已经准备好领导这个世界了吗？哪怕是因为美国衰落中国被迫领导这个世界，中国准备好了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法从中东地区撤出，美国填补了他们留下的真空，现在美国正在逐步撤离中东，中国是否在政治上、军事上做好了准备来填补美国在中东留下的真空呢？”王毅外长回答道：“‘填补真空’这个描述，对中东国家掌握自己命运的自主权利有些不尊重。我认为中东地区从来不存在真空，中东是中东人民的家园，中东各国人民有权利、也有能力把家园维护建设好。其他国家要帮忙可以，但是并不存在所谓的真空让他们去填补。”记者闻言又意外又惊喜。
这篇采访刊登在半岛官网上，但阿拉伯精英们依然看不明白。2017年黎巴嫩《东方日报》一篇文章称：“和中国发展更为紧密的关系，期待终有一天，中国准备好了填补美国势力衰减留下的部分真空，便是合乎逻辑的。”他们困在西方灌输的思维模式里，想不到一个复兴的古老文明可以为人类开创全新的前景。
阿拉伯精英的这种精神状态是我们所陌生的情况，也是我们面临的全新课题。对阿拉伯国家的其他阶层，对大中东其他国家的人民，我们同样缺乏准确的了解。然而，如果不能掌握真实情况，就很难做出有效的对策，也不易与这一广大区域的人民达成团结和合作。因此，实事求是地了解全球南方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具体情况，达成“同情之理解”，是有待完成的基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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