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全球化阶段：威尼斯双年展的泛化与城市承载（2014–2025）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城市中国杂志 ，编辑：刘诗怡，作者：UCRC，原文标题：《后全球化阶段：威尼斯双年展的泛化与城市承载（2014–2025）| 海外观察员 65》

1.展览议题的拓展与关注焦点的稀释

自2014年第14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起，展览主题呈现出显著的“外延化”与“多议题并置”倾向，建筑展不再局限于学科内部的类型、形式与构造，而转向更为宏观的社会、技术与地缘政治层面。正是在这一节点，建筑双年展进入了后全球化时代的议题扩张轨迹，其主题不断吸纳来自社会学、人类学、环境科学、数据科学乃至政治理论的概念框架，使得展览日益成为“跨学科问题的集散地”。然而，这种扩展同时也带来一个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主题焦点的稀释与意义指向的模糊化。

2016年第15届展览由智利建筑师亚历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 Aravena）策展，主题“来自前线的报道”（Reporting from the Front），强调建筑师在贫困、灾害、环境脆弱地区的社会介入角色，聚焦全球南方的现实问题。这一届展览因其明显的伦理立场与社会敏感性获得广泛好评，但也引发学界对“社会正义即建筑主题”是否过度泛化的疑问。部分评论指出，“前线”概念的开放性使展览在伦理关切上获得道义优势，却在方法论与建筑学科边界上呈现出模糊状态。

2021年第17届展览由黎巴嫩建筑师哈希姆·萨基斯（Hashim Sarkis）策展，主题“我们如何共同生活？”（How Will We Live Together?），以及2023年第18届由加纳裔建筑师莱斯利·洛克（Lesley Lokko）担任总策展人，主题“未来实验室”（The Laboratory of the Future）。这两届更是将主题外扩至物种共居、地缘政治、种族正义、迁徙与去殖民化等领域，使得建筑双年展直接成为全球政治伦理框架的一个舞台，虽然此举具有重要的文化修正意义，但也导致展览的建筑属性进一步弱化，被评论认为“几乎可以容纳任何当代议题”，建筑反而沦为辅佐性媒介。

学界对这一现象已有较为明确的批判性称呼，如“议题过载”（issue overload）和“视觉化空转”（visual saturation without direction）。一些学术媒体评论，如ArtReview、e-flux和Azure Magazine，都有相似的观点，即双年展已逐渐从建筑学的核心转向一种文化装置，其叙事框架的大尺度化导致议题缺乏可操作的深度。换言之，主题所能容纳的内容越多，其本身的边界越模糊，展览的批判锋芒越钝化。

从全球双年展生态来看，这一现象并非威尼斯双年展独有，包括圣保罗双年展、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深圳双年展等大型文化展览，在近十年均呈现出主题宏大化、跨学科化与叙事扩散化的趋势，反映出展览制度本身在后全球化时代的结构性变化：日益承担社会阐释与文化调解角色，而不再只是艺术或建筑的专业场域。

2.威尼斯的城市角色与展览机制的张力

随着威双机制越来越成熟，威尼斯持续为这一国际盛事承担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作为展览平台持续输出文化内容，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承受空间、生态与社会的制度压力。

其一，威尼斯不仅是展场，也被动的成为展览机制的一部分，并允许展览对其城市空间进行再分配。自1990年起，军械库Arsenale不仅扩容至拱顶车间Tese、船坞厅Gaggiandre与小岛区Isolotto，还延伸至主岛之外的军事堡垒Forte Marghera等区域。2012年后，每年都不断有新的国家馆加入，比如今年的第19届建筑双年展，阿塞拜疆、阿曼、卡塔尔和多哥都是首次参展，拥有一个“国家展览空间”显得如此重要。

另外部分国家馆与特展项目亦开始尝试“非Giardini”展出。例如2021年瑞士馆策展团队在双年展期间设置移动展亭，探讨瑞士边境的空间和居民情感。展览不再是“场馆内的建筑”，而是“城市中的系统事件”。这个项目也用来说明，当展览愈发成熟，侵占市民生活并开始与城市发生“边界”冲突时，建筑师们是如何回应和创造再链接。

第17届建筑双年展上瑞士馆的移动展亭©️La Biennale di Venezia

其二，展览带动了文化旅游的快速发展，也引发空间生态与社会公平的结构性矛盾。2018–2023年间，随着国际观展人数暴增，威尼斯本地居民大量流出，中心城区功能“游客化”、生活成本上升、短租平台泛滥等问题日益突出。媒体评论指出，双年展虽为威尼斯带来文化资本与国际能见度，但也在无形中成为“城市空心化”机制的参与者。这些关于文化机构是否与城市公共利益背离的讨论，在威尼斯已成为一个默认议题，伴随着威尼斯城市的发展，不断给市政府和相关管理部门提供强有力的反馈。

其三，威尼斯城市自身开始被纳入展览议题。从2016年起，多个展览项目直接以威尼斯水文系统、生态风险与治理结构为研究对象，特别是全球变暖的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的今天，建筑师、工程师和气候学家提出了许多新建议，借由展览可以得到在威尼斯进行测试的机会。

作品Origin,the Venetian Lagoon，以摄影形式研究威尼斯泻湖地貌和生态，位于位于“Lagoon Futures”的专题板块©️Marco Zorzanello,courtesy of La Biennale di Venezia

例如2025年主展区设有名为“Lagoon Futures”的专题板块，由卡洛·拉蒂团队与MIT合作，邀请学术机构、科学家和社会学专家合作研究，模拟威尼斯水位上升下的空间策略。这类研究性策展不仅呼应了城市现实，也反映出展览机制正在探索“预测”—“干预”—“反馈”的闭环结构，这也使得威尼斯真正成为了前沿科学介入城市更新的实验场。

3.第19届建筑双年展展况及公共评论

时隔25年，继马西米利亚诺·福克萨斯（Massimiliano Fuksas）之后，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再次由意大利建筑师接棒。2025年第19届展览策展人为卡洛·拉蒂（Carlo Ratti），一位出生于都灵的对技术变革极其敏感的意大利建筑师，他将这一届的主题定为“智能·自然·人工·集体”（Intelligent.Natural.Artificial.Collective.），聚焦建筑在智能时代、气候危机与数据驱动背景下的再定位与重构。策展人卡洛·拉蒂描述，他所策划的不仅是一次展览，更是一种“跨智能形态”的对话实验，意在打破传统建筑展的学科界限。

本届展览规模庞大：约750位参与者、超过300个项目被纳入主展体系。参与人数几乎为以往建筑双年展的数倍，呈现前所未有的包容性与复杂性，成为了双年展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一方面是由于Giardini展区修缮不能使用所带来的空间局限，本届展览拥挤紧凑，其“过度开源”也被观者所诟病。

国家馆中亦有若干值得关注的展览。英国馆利用英国与肯尼亚的殖民历史、可持续建筑材料实践以及地质修复隐喻，探讨帝国叙事与生态改造的交汇；丹麦馆以Build of Site为题探讨“就地建造”理念，使用现有的与现场的材料进行再利用、改造，将自身馆体的修复过程纳入展览叙事，强调节约资源与循环思维；爱沙尼亚馆将与本国大规模住房更新相同的隔热板系统移植到威尼斯一处建筑立面之上，强调隔热应被视为对居住品质的结构性提升，并将真正难题指向气候政策雄心与居民日常需求之间的长期平衡；西班牙馆“内在性”（Internalities）从材料、能源、工艺、废弃与排放五轴探讨如何通过本地化与生态化路径减少建筑业碳足迹；巴西馆以“（重新）发明”（RE）INVENTION为展览主题，反思近期在亚马逊地区发现的古老基础设施，唤起当代城市的社会环境矛盾，邀请参观者从祖先的经验中汲取知识。

第19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英国馆、丹麦馆、西班牙馆、巴西馆展览现场©️Suhenda Demir

今年的中国馆主策展人为建筑师马岩松，主题为“容·智慧”（CO‑EXIST），展项汇集十二个跨学科小组，从传统中国哲学、文化遗产、自然与技术共生关系出发，以装置、模型、影像和场域实验形式构建展览叙事。

第19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展览现场©️Suhenda Demir

从左至右可看到的作品：

《苍穹》《更新城》《天空城》《敦煌·共熠》《废砼再生》

从公共评论来看，本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优点与问题皆被较为集体地讨论。一方面，来自媒体的评述认为其在气候、水位上升、人工智能时代下，建筑展览终于触及到了“建筑之外”的现实维度。更具体的比如《Wallpaper》认为本届策展核心从‘谁建造’转向‘我们如何存活’。”其中中国馆被认为是中国建筑界向全球话语场转型的一个标志：它将传统文化智慧与未来技术融合，反映中国建筑从“被观看者”向“话语参与者”转变的阶段性成果。

但另一方面，批评声音同样响亮。英国《卫报》指出这届威双“虽然规模空前，但策展精度下降，科技装置众多却缺乏建筑专业的反省深度。”不过总体而言，第19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在主题覆盖面、参与范围与跨学科整合方面展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与野心——这是其最大可取之处，这提供了一种建筑展览不仅谈建筑，还可以谈存在的视角。

对于国家馆包括中国馆而言，此次展览既是向全球话语场学习的机会，也是回到建筑自身专业能力、文化根基与社会责任再定位的“试金石”。未来建筑展览若欲维持其前沿意义，需在规模与深度之间寻得新的平衡。

在2014至2025年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更显著的变化并不在制度骨架层面，而在策展议程与知识叙事的重心迁移，或者说是一种“再政治化”的回潮：全球南方、迁徙与不平等、去殖民与去碳化等议题被持续置于建筑讨论的中心位置，并推动主展越来越多采用研究档案、叙事装置与跨学科协作来替代单一的作品陈列；与此同时，展览议题的外溢也使双年展更深地嵌入威尼斯的城市日常与公共资源体系，使使场地占用、交通组织、公共服务与居住成本等城市运行问题在展期被显性化，城市运行系统成为展事扩张的现实约束。

4.威双经验：展览机制与城市空间的互动启示

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不仅作为一个周期性的文化活动，更作为一种展览机制，不仅塑造了全球建筑话语的平台，也通过不断调整“展示什么、如何展示、由谁来展示”，持续测试建筑学的自我理解与时代位置。威双所提供的经验，或许首先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是对建筑学本体与建筑史叙事方向的反复追问。1980年波尔托盖西以历史视角对现代主义作出“刹车式”的反照，将现代性延续本身置于可质疑的命题之中；这一批判传统此后在评论与策展谱系中不断被继承与更新，直至库哈斯与达尔·科等阶段性策展，都可被视为同一脉络中对“建筑何以成立”的再界定。

其二，是让建筑学更深地卷入公共议题与时代症候之中。2000年“多一些伦理，少一些美学”以强烈的反思姿态重置建筑的价值判断；2016年阿拉维纳“来自前线报道”将全球南方、低收入居住与不平等问题以更鲜活的方式带入主展叙事，冲击了以西方现代主义为中心的单一谱系。此后若干来自黎巴嫩、爱尔兰、加纳等不同背景的策展实践，也在不同程度上延续了这种把建筑置于社会现实与政治伦理之中的工作方式。换言之，威双不只回应“如何建造”，也持续追问“如何共同生活”。

其三，是由展览机制触发的“后展览效应”。大量概念性展示并不以威尼斯的现场完成为终点，而是在展后以研究、网络与跨学科协作的形式继续扩散，进而在其他城市与机构语境中获得转译与落地。这种展后延伸所形成的知识生产与合作链条，往往比在威尼斯本地形成可持续项目更具现实意义。

需要同时承认的是，威双对威尼斯城市本体的直接介入并非总能兑现其雄心。除早期将军械库等空间纳入展览体系这一制度性突破之外，许多试图“改造城市、介入城市”的倡议最终缺乏连续的治理抓手与后续机制，展后无以为继反而成为常态。也正因此，威双更可靠的启示不在于将展览神化为城市更新的万能工具，而在于：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公共平台，它能够在特定时间窗口内组织议题、重排知识、促成跨域协作，并由此影响建筑学的自我理解与行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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