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宣称厌恶粗野主义，伦敦人却对南岸情有独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CITY来不 ，作者：在南岸的
过去50年来，伦敦的南岸中心可谓命运多舛。
这个坐落在河畔的艺术建筑群于1976年落成，作为20世纪50年代启用的皇家节日音乐厅(Royal Festival Hall)的扩建部分，南岸中心数十年来一直是厌恶粗野主义建筑的英国人的眼中钉。
南岸中心包括三个音乐厅和一个展览馆，其纹理混凝土墙、迷宫般的走道和冷峻尖锐的轮廓，使其在196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被评为英国最丑陋的建筑——当时距离竣工还有九年时间。1988年，当时的查尔斯王子更是将其比作核电站，这个评价颇为出名。
南岸中心只是更大建筑群的一部分，这个建筑群还包括英国国家剧院（1994年被列为保护建筑）和英国电影协会南岸(BFI Southbank)国家电影资料馆。
今年2月，该中心几乎完全扭转了形象，正式获得了历史保护建筑的地位（皇家节日音乐厅早在1988年就单独被列为保护建筑）。仅凭这种官方保护并不能自动获得民众的喜爱，几位倾向保守的评论家对此这一决定提出了批评。不过，人们已经用行动来投票：近几十年来，南岸成为伦敦最受欢迎的公共空间之一。
即便没有计划观看演出或参观展览，人们周末也会涌向这里，被无车通行的河畔步行通道——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绿意盎然——以及餐厅、咖啡馆和街头美食市场所吸引。
虽然这些建筑仍保留着原有的冷峻外观，但多年来对空旷的混凝土广场进行的一系列细微改造与翻新，让这里变得像旧拖鞋一样舒适而频繁使用。这种人气绝非昙花一现，巴比肯中心(Barbican Centre)的投资便是明证——这个布局相似的住宅与艺术建筑群中，最大的一套公寓最近以450万英镑成交。如果伦敦人真的厌恶粗野主义建筑，那他们表达厌恶的方式可真有意思。
这个长期以来遭受猛烈抨击的建筑群所发生的转变，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只要周围空间布局得当，普通人其实也能欣赏毫不妥协的建筑。
人们真正反感的也许不是大胆前卫的建筑，而是现代主义的空间规划——这种规划往往倾向于打造空无一人的广场和阴暗的地下通道，迫使行人进入其中。那些孤零零矗立在荒凉空旷的铺装地面或滚滚车流之间的建筑，很难受人喜爱。然而，如果在同一栋建筑周围种植树木、拓宽人行道，并增添咖啡馆、商店或住宅，它便会焕发生机。
即便是这个建筑群的拥趸也会承认，它花了很长时间才赢得这座城市的青睐。“我小时候其实经常被带到中心来，”南岸中心首席执行官伊莱恩·比德尔(Elaine Bedell)说，“我成长于东区，我父亲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钢琴家，经常带我们来听音乐会。他确实觉得这个地方很荒凉——甚至不喜欢母亲把车停得太远，这样我们不得不穿过空荡荡的街道。”
让人望而却步的，未必是建筑本身纹理丰富的混凝土体量。其设计者——由诺曼·恩格尔巴克(Norman Engleback)领导的伦敦郡议会建筑部门——还通过一系列分离式步行通道（包括高架和地下通道）引导行人穿行，结果就像迷宫一样，让人感觉使用率不高，也不安全。尤其是连接该建筑群与附近滑铁卢车站的隧道，吸引了许多露宿者，使该地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纸板城”的绰号。再加上各种各样狂风吹过的广场，南岸中心大胆冷峻的建筑风格给人一种令人望而生畏的感觉，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南岸中心之所以采用这种布局，是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伦敦常常被视为走向衰败的城市——既不适宜居住，其城市布局也使得汽车与行人无法共存。南岸的步行通道被构想为更广泛的分离式步行网络的先行实践，这个网络最终将贯穿整个伦敦——但这一宏伟激化从未实现，仅在伦敦金融城内留存了一小部分高架人行道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伦敦正遭受去工业化和人口大量减少的困扰，”建筑史学家奥托·索马雷兹·史密斯(Otto Saumarez Smith)说，“该中心在某种程度上是试图通过打造一个多层次城市来实现复兴。”
这种人烟稀少的荒凉景象绝非仅限于艺术中心本身。泰晤士河南岸总体上是一个破败的仓库区——当时其发电站尚未改建成泰特现代美术馆——而1970年代的伦敦街头生活总体上也较为沉寂。1976年干旱期间，人们在户外饮酒的景象非常新奇，甚至登上了报纸；而外城区的居民进城时仍常自带三明治，以免被迫吃城里通常乏味的餐食。当时，城市漫步这种行为（就像比例代表制或法式接吻一样）仍被视为更适合欧洲大陆人的习惯，因此南岸的冷峻风格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这个空间的人性化改造始于一个意想不到的群体：滑板爱好者。早在1973年，伦敦新兴的滑板圈成员就注意到，这里倾斜的地下空间非常适合做特技滑板坡道。此后，南岸成为英国滑板运动的精神家园，也是全国性的滑板爱好者聚集地，即便在今天，人们也很难想象这里没有滑板的呼啸声和碰撞声。事实上，滑板爱好者已经成为该中心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以至于2013年南岸试图将地下空间改造成零售空间时，公众的强烈抗议和运动促使该空间被列为“社区价值资产”，从而永久地留给滑板爱好者使用。
1983年，这里开设了一个大型的日常书摊（在那个更崇尚阅读的时期，这里常常人头攒动）与滑板爱好者相伴，使南岸中心形成了一种独特而难以复制的都市魅力。这里成为了不同群体——滑板爱好者、霹雳舞者、戏剧观众和古典音乐爱好者——以出人意料的独特方式和谐共处的地方。
随着其公众形象从“反乌托邦兵营”转变为热门的聚会地点，南岸中心理所当然地希望利用这种人气来获取额外收入。1989年和1996年提出的改造方案——分别出自尚未成名的明星建筑师特里·法雷尔(Terry Farrell)和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原本将大幅增加可出租的商业单元，同时为场馆披上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外衣（法雷尔方案），或者在整个建筑上方加盖一个巨大的玻璃屋顶（罗杰斯方案）。
这两个方案都未能实施——部分原因是批评者担心，这个文化圣地会被改造成购物中心——但在2000年代，该建筑群确实新增了商业单元。节日音乐厅的河畔也出现了一排休闲快餐店，这些在英国许多商业街上随处可见；而位于人行道上的售货亭则开始售卖塔可饼和印度淡色艾尔啤酒。建筑群后方开设了一个街头美食市场，而优质咖啡也首次亮相——既在户外售卖，也在1983年起全天开放、供人随意进出的场馆内出售。
不过，这些变化并不是全部以增加收入为直接目的。2011年，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厅的屋顶上开放了一座迷人（如今已逐渐成熟）的花园。2018年，这些场馆内部也进行了修复，巧妙地引入了更多光线，改善了室内的隔热效果，同时将主要楼梯涂成了明亮的黄色，让人们在室外更容易找到路线。对于喜爱整洁干净空间的人来说，如今下班后聚集在此喝酒用餐的人群可能略显拥挤。但是绝不能说这些变化不受欢迎。
南岸中心之所以深受欢迎，难道仅仅是因为不复从前的原貌吗？这种说法似乎有失公平，毕竟这些建筑的外观基本上没有变，尤其是因为伦敦老城区的布局和氛围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个20世纪70年代的伦敦人，如果置身于今天半步行化的特拉法加广场，可能会感到迷茫——如今那里基本上没有汽车和鸽子——也会对皮卡迪利广场感到困惑，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改造后，这里也不再石曾经的圆形广场。
伦敦的传统文化场所也像变色龙一样蜕变。两座歌剧院都经历了大规模改造，而维多利亚时期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Victorian Royal Albert Hall)因回声缺陷而闻名，其改造似乎也成了一个永无休止的工程。
这一转变带来了一些更广泛的启示。多年来，英国的粗野主义建筑一直受到保守派评论家尤为猛烈的抨击，因为这种风格广泛用于战后国家主导的市政建筑和公共住房建设，反映了他们所鄙夷的战后英国的国家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价值观（如今早已式微）。
然而，这种强烈的排斥感或许不会被更广泛的公众所认同，只要满足一个关键条件——即这些建筑坐落于公众实际上乐于使用的公共空间中——公众便愿意接纳它们。
巴比肯中心也印证了这一印象：在堡垒般的外观下，有一处宽阔的庭院，喷泉与鲜花点缀其间，在晴朗的天气里，吸引伦敦人纷纷前来，就像果酱引来黄蜂一样。不难理解，为何这些建筑比美国那些岌岌可危的粗野主义建筑群更受欢迎，比如波士顿和达拉斯的市政厅，后者孤零零地矗立在荒凉的铺装路面之中，就像是一艘砖石砌成的泰坦尼克号，等待着撞上冰山。
粗野主义建筑宛如峭壁的混凝土立面，耸立在车水马龙的街道和类似阅兵场的广场上，显得令人望而生畏。如果你手捧咖啡，在树荫下眺望，背景中回荡着充满活力的喧闹人声，这些建筑也会显得赏心悦目——甚至受到广泛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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