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孩子抑郁，从允许他发呆做起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散人懂四六 ，作者：飞哥爱思考

前天我对小儿子发了脾气。

原因很常见：他拖到九点多才开始收书包，发现有一个任务没完成。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二年级开始，“回家先写作业”这件事就像一道过不去的坎，说了无数遍，他就是做不到。我发火，他逆反，反复循环。

昨天傍晚，他回到家，仍然没去写作业，就坐在飘窗上，望着窗外发呆。

我走过去想说什么，话到嘴边又停住了。我上一篇那些吃过学习的苦的孩子，正在羞涩地练摊刚刚写过现在学生的”主体性”缺失，此刻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这就是主体性生成的现场——一个孩子，安静地注视这个世界，不被任何任务驱动，不知道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

我没有开口，退后一步，开始看他发呆。

过了一会儿，他回过头来，说了一句话：

“爸爸，有一只鸟落在树干上。”

我走过去看。小区里有几棵槐树，长了几十年，树冠很大。上个星期，物业把树冠全部修剪掉了，现在只剩光秃秃的树干，新叶还没长出来。那只鸟是喜鹊，落在已经没有枝丫的树干顶端。

我告诉他那是喜鹊，说：“它可能还以为这是自己的家。”

儿子说：“我不喜欢它们没有家，也不喜欢没有树荫。”

我说：“但这样就没有鸟屎了呀，你不是也讨厌鸟屎落在电瓶车上吗？”

他没有回答，转回去继续看着外面。

我忽然意识到，我刚才说的那句话，是一道真实的伦理题：车主的损失，行人的损失，鸟的损失，树荫消失的损失——这些怎么换算，谁说了算？他没有给我答案，大概是因为他还在算。七八岁的孩子，需要的是时间，让这道题在他心里慢慢沉下去。

我没有继续说话，回到沙发上，觉得这个状态也挺珍贵。

现在很多孩子，早上七点出门，下午三点半放学，然后是培训班——钢琴、英语、奥数、编程，轮流填满每一个工作日的傍晚和每一个周末的上午。每一项单独拿出来，都有充分的理由。音乐培养审美，英语打开视野，数学训练逻辑，编程面向未来。每一个空隙都填满了。

初中以后就压力更大了。能坐在飘窗上看喜鹊的时间，自然地消失了。

这是第一重剥夺——用外部的目标，占用了内部的自我生成。孩子的时间表里充满了太多别人认为重要的事情，而不是留给他休息、发呆、游荡、可以在心里慢慢称量一只喜鹊的家的重量。长期在这种结构里成长的孩子，会慢慢习惯用外部的考核标准来感知自己的价值。不是”我今天发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而是”我今天够好了吗”。

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写道，学习观看是”获得智慧的第一项预备训练”，而观看意味着”使眼睛适应于宁静、耐性，使自己接近自身”，意味着”受到刺激不要立刻做出反应，而是能够拥有阻止、隔绝的本能”。我们今天的教育，恰恰在系统性地消灭这种本能。只有借助”中断的否定性”，一个人才能真正衡量全部可能性。没有停顿，就没有真正的选择，只有惯性的滚动。

但故事还没有结束。

假设一个孩子完成了所有的培训班任务，终于到了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个时间本来可以是空白的——无聊的，游荡的，可以用来发呆的。

但现在有了另一个选项：手机、平板、短视频、游戏。

这个选项太有竞争力了。它即时、刺激、永远有下一个，它把无聊感消灭在萌芽状态。家长也觉得这是应该给孩子学习的奖励。

表面上，这是孩子在主动选择娱乐，他的手在动，眼睛在看，但在算法的安排下，那个应该在安静中慢慢生长的内部，仍然是静止的，甚至是在萎缩的。

这是第二重剥夺——空余时间本来是自我生成的土壤，现在被算法接管了。

培训班剥夺了孩子的时间，算法娱乐剥夺了孩子剩余的空白。两个看似互补的事情，实际上在叠加对孩子生成自我的剥夺。

韩炳哲把深度无聊称为”孵化一切经验的梦鸟”。智能手机和算法最先消灭的，正是这种无聊。而无聊，恰恰是一个人和自己在一起的能力的起点。

还有第三重，更隐蔽，也更少被讨论。

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更早的人，小时候的空余时间里有一件事，就是和同龄人一起玩。不是有组织的兴趣班，不是有老师监督的活动，就是一群孩子在胡同里、在院子里、在没有大人的角落里，自己制定规则，自己解决争吵，自己在彼此的眼睛里看见自己。

心理学把这个过程叫做”镜像认知”——我在你的反应里，看见我是谁。我欺负了你，你哭了，我感到一种说不清楚的不舒服，这是共情的起点。我说了一个笑话，你们都笑了，我发现自己有某种能力，这是自我认知的起点。这些不是课程，不是可以被设计的。

但现在的孩子，独生子女是常态，课外时间被培训班和电子产品瓜分，真正在一起自由玩耍的时间越来越少。孩子们在一起，也常常是各自对着屏幕。镜像消失了，自我认知少了一个最重要的来源。

还有第四层，值得单独说一下。

我认为功绩社会就是福柯说的规训社会的升级版。福柯的全景监狱，通过让囚犯随时可能被看见，制造出一种被动的自我约束——你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看，所以你始终表现得像有人在看。这是对他者凝视的恐惧，是外部压力内化的结果。

但社交网络完成了一次更彻底的转变。

在全景监狱里，被看见是一种惩罚的威胁。在社交网络里，被看见变成了一种奖励的来源。不展示，反而成了一种缺失。于是人们从被动地活在别人的眼光中，变成了主动地定制人设、上传生活、收割点赞——把自己的存在感外包给一个假想的持续凝视自己的群体来确认。

这是一次主体性的自愿转让。不是有人强迫你，是你自己把那把钥匙交出去的。

对年轻人来说，这个过程来得更早，也更自然。当他们刚刚开始摸索”我是谁”的时候，社交网络已经给出了一套现成的答案：你是你发布的内容，是你获得的反应，是那个点赞数字背后的人设。自我还没有来得及生成，就已经被一个外部评价系统接管了。

四重剥夺叠加在一起，结果是：一个孩子，或者成人，没有发呆的时间，没有无聊的机会，没有同伴的镜像，如何知道自己是谁？他怎么生长出那个可以承受外部风浪的内在结构？

功绩社会给了他一个答案：你是你的成绩，你是你的证书，你是别人眼中的你。这个答案填进了本来应该由自我生成来填充的空间。壳是满的，里面是空的。

韩炳哲谈到现代抑郁的成因，说功绩社会的主体”拥有过量的选择，因此没有能力建立一种密切的联结”，包括同自身的联结。抑郁症最深处，是”切断了一切关系和联结”——不是因为外部压迫，恰恰相反，是因为无限的积极性让人找不到锚点，也找不到自己。统计数据在这个方向上不算好看。中学生、高中生的抑郁比例每年都在上升。没有确定的因果证明，但相关性已经足够让人不安。

那天傍晚，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继续望着窗外。

喜鹊不知道什么时候飞走了。光秃秃的树干还在那里，新叶迟早会长出来。

他没有再说话。我也没有。

#防止孩子抑郁从允许他发呆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