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劳动节，和迷茫的程序员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山农下山 ，作者：黄莹莹

一个多世纪前，劳动者用流血和罢工争取到了八小时工作制。那是人们对劳动的朴素共识：工作与生活之间应当存有边界。但十几年里，程序员们早已适应了超长时间的工作模式。

工作与生活的边界，被KPI、OKR等接连冒出来的新词所融解。作为回报，一些人得到丰厚报酬，甚至改变个人与家庭命运。也有人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自己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更极端的案例会被新闻记录：程序员突发猝死后，工作群里还在闪动着需求信息。

程序员正在成为新一波AI浪潮最先影响的一群人。大佬和大公司们在各个场合高喊新世界就要到来。但就连最天真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也看到，AI裁员潮来得更早。最近两年间，硅谷已经摸索出了多种创新的裁员方式。

几乎人类历史上每一场大的技术变革、社会经济模型调整，都会带来对劳动者的直接冲击。对于很多程序员来说，改变更早时候就开始了。

今年春天，我访问了四位从业十年左右的程序员，他们目前居住在北京、广州等城市，都曾亲历互联网行业的发展高速期、瓶颈期以及AI冲击。其中三位，已经决定离开这一行业。这不仅是个体选择，也是中国几百万程序员正在面临的共同问题：巨变之中，如何选择？

PART01

一份有前景的工作

为什么做程序员？几位受访者给出的直接原因是——高薪。

刘维和王继刚都在2015年前后入行。那是移动互联网元年，程序员是最具吸引力的职业之一。因为人才缺口巨大，很多岗位的招聘门槛都不算高。刘维是大专毕业，王继刚则在广东一所民办二本院校学的机电工程，两人入行路径基本一致：参加短期培训班，得到一份月薪8500元的程序员工作。

在广州那家互联网大厂参加入职培训时，王继刚和来自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坐在一起，听着CTO用近乎洗脑的语气说道：“猝死每个行业都有，只不过程序员猝死了，有报道。其他行业（的人）猝死了，没有人报道。”他还提到了35岁裁员危机，“只要你能力够，企业都是抢着要的。”

王继刚看着40岁左右的CTO，觉得裁员离自己很远，而眼前这个人的成就离自己近得多，只要自己精进技术，十年后也能成为他。

互联网公司曾以高薪和优厚福利闻名。2015年，IT行业以112042元的年平均工资位居行业前列，为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1.81倍，这还不算年会奖品和年终奖。百度CEO李彦宏曾透露，一位员工拿到了相当于50个月工资的年终奖。2015年，上市一年的京东拿出了100万现金现场抽奖，50个获奖者平均每人抽得2万元，此外，奖品还有400台iphone 6和100台iphone6 Plus。还有一些公司会奖励价值数十万的汽车。

2015年京东年会上意气风发的刘强东

日常福利也同样丰厚。王继刚所在的公司提供免费三餐、宵夜，报销加班打车费，每个月还发放2000块的住房补贴，每年奖金就有四个月工资。他记得，当时女友在数完奖金后说了一句：“你一个年终奖，就顶我一年的工资。”

入行三年后，王继刚的年薪涨到三十多万。他轻松还掉了当年参加培训的贷款和利息，每个月还能给没有退休金的父母寄生活费。在当时看来，这只是好生活的开始——大家都习惯不断地跳槽涨薪，去奔赴一个更光明的未来。2019年，王继刚跳槽后拿到了四十多万的年薪。同年，刘维跳槽到北京一家外企，工资翻涨一倍，月薪近两万。没多久，他在天津买房了。

钱当然不是白涨的。工作合同里写的工作时长是从9点半到18点半，但加班到21点半是常态。因为每周有三个晚上要去上英语课，王继刚曾被领导叫去谈话。但他没有在意，学英语是为了下一步跳槽做准备。他听跳槽到微软的前同事说，那里的工资税后有60多万。

可他没想到，比下一份offer更早到来的是被裁的消息。2020年8月，疫情后复工不久，他被领导叫去谈话。领导从他的代码失误谈起，称其影响了几百万用户，最后以“不太适合这个团队”为由裁掉了他。整个谈话只有几分钟。

HR要求他主动提离职，被他拒绝后发出威胁：“如果坚持要赔偿，无论你打官司是赢是输，你的下一家公司联系我做背景调查，我都会说是因为你的代码有bug导致公司把你裁掉。”

王继刚在公司楼下打了法律援助的电话，得到的建议是不要主动提离职。但恐惧控制了他，第二天，他就在系统里提交了离职申请。

当时，互联网行业正遭遇增长见顶。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9月，中国移动互联网月活用户为11.67亿。这个数字在2019年同期就已达到了11.33亿，相当于两年间增长几乎停滞。与此同时，反垄断监管收紧、资本退潮，曾经靠烧钱抢占市场的扩张逻辑不再成立。

而企业“降本增效”的直接方式就是裁员。互联网巨头们的财报记录了那场裁员风潮。2022年，阿里巴巴员工减少了近2万人；腾讯控股减员比例高达10.11%，减员人数达到6898人。正如“裁员”一词被包装为“毕业”“优化”一样，“降本增效”也成了一种更隐蔽的叙事：人不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者，而是财务报表上一串可以随意抹去的数字。

刘维在2023年底失去了工作，随后，他海投过几百份简历，却只收到三四个面试邀约。最后他只能降低标准，才在2024年找到一份外包工作，有项目时入驻到合作方单位，结束后就被退回来，领一两千的固定工资。这让他有种“用完即弃”的不安与悲凉感。

如今AI带来更多变数。前段时间行业流行过“蒸馏同事”的说法，把离职员工Skill化，人离开，过往的劳动成果变成永不下线的免费数字替身。这固然有调侃成分，却也真实反映了从业者的普遍焦虑。而刘维这种外包岗位，是最容易被AI取代的工种之一。

PART02

和AI一样工作

24小时在线并随时响应、有求必应且情绪稳定、并能持续迭代——这些是AI的优点。

事实上，在这波浪潮之前，很多程序员已经启动AI化了——他们早就被要求像AI一样高效稳定工作。大厂程序员蒋明仁谈到，写代码本来是脑力活，但公司把它变成一套标准化的生产流程，设立专门的需求管理岗位，拆分任务需求，按照项目周期、程序员数量，计算出每个人每天的工作量。

“流水线一样，干完了就再给我们递需求，永远都有活干。”蒋明仁说。

系统还会统计出每个人当月的产出，工作量垫底的一批人就会被标记、被质问。这给员工制造了持续焦虑，“下一步是不是就被裁了？”这套规则之下，大家加班到九、十点是常事。有几次按时下班，蒋明仁被主管要求在部门工作群里和所有人打招呼。

此外，他需要保持全年24小时随时响应，即“24小时oncall”。一旦业务出现故障，钉钉会自动发送消息，如果团队一分钟内无人响应，系统就会自动给所有人打电话。因此，他从来不敢把微信、钉钉设置成静音，即使旅游、爬山时也会随身携带电脑。后来他对上班产生了抗拒心理，甚至出现躯体化反应，一焦虑或者休息不好，胳膊就发麻。

隐形的压力无处不在，甚至会引发极端悲剧事件。王继刚的项目组领导在团建后猝死。他记得，那位领导经常在朋友圈发有关奋斗的正能量内容，“那也是公司加班最猛的那几年。”

另一件被广为报道的事件，是32岁的视源股份程序员高广辉在2025年底猝死，抢救过程中他被拉进工作群，离世后仍收到工作消息。后来媒体找到高广辉的劳动合同，其中包括一项：甲方有权根据生产和工作需要延长工作时间，乙方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甲方的加班安排和要求。合同上还标明，他的岗位工资为每月11800元，基础工资为每月3000元，基础工资为员工加班工资计算标准的基数。

2026年1月22日，“广州32岁程序员猝死事件”多个相关话题登上热搜

程序员的高薪往往是辛苦钱。蒋明仁算过一笔账：年薪加上年终奖有40多万。但每个月至少加班66小时，算下来时薪还不到160块，和在国企工作的妻子差不多。

很多互联网公司都采用了“低底薪、高绩效”的薪酬结构。代理过多起程序员维权案件的律师余云云指出，这是一种常见的制度设计：“一些公司把全额工资拆分成基本工资和绩效工资。为了保住绩效工资，程序员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这些不会写在合同里，而是写在规章制度里，做法更具隐蔽性。”

绩效不仅和薪资挂钩，还能直接决定员工的晋升和去留。而一些公司的考核标准不透明且不统一，让员工更加被动。刘维有一次因为准时下班而错过了工作群里的紧急通知。第二天，领导找他谈话，给他扣上“不服从管教、闹情绪”的帽子，并以此为由将他裁退。

公司甚至会干涉他们发布在个人社交平台的内容。蒋明仁曾因在朋友圈发布旅游照片而被主管叫去谈话，对方劝他“少和媳妇出去玩儿，周末还得把心思往业务上放。”在一次全组会议上，主管把所有人的请假天数做成表格公布。由于担心影响绩效，蒋明仁只请过五天婚假，而这是所有组员单次请的最长假期。同组一位程序员手指骨折，去医院打绷带也只请了半天假。

一些作为补充的考核制度，则构成了另一重无形的枷锁。比如环评，即让员工彼此匿名打分，一些部门甚至会设立眼线。蒋明仁的同事曾公开说明自己被安排了监控同组员工的任务。主管也曾把他单独叫到会议室，让他评价其他同事的优缺点。

所有人都被划定为潜在的“评价者”。蒋明仁感觉时刻都在被监视，于是，他工作时从不多说话，不表露情绪。

但AI会遇到高峰期算力不足的情况，人类程序员也是如此。只是他们会付出更加直接的代价。一次考核中，蒋明仁对主管提出了质疑。那是一段不在考核期内的工作，而主管给出了“工作效率低”的评价。绩效分数没有因为蒋明仁的抗议而调整。一个月后，他选择了离职。

走出公司大楼的那一刻，他有种解脱的轻松感。“都说在大厂上班最开心的两天，是入职那天跟离职那天。真是这样。”他说。

PART03

被AI替代前离开

AI相关的岗位正在成为金饽饽。一位普通的AI程序员年薪可以达到30-60万，大模型相关的岗位年薪达到60-120万也很常见。

但同时，大量程序员正在因AI失业。仅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科技行业已裁掉超过4.5万个岗位，其中至少20%归因于AI。研究报告显示，程序员是受AI影响最深的职业之一，超过7成的编程任务可以由AI辅助完成。社交媒体上，很多人都表达了自己被AI取代的担忧。

根据Anthropic 2026年发布的劳动力市场研究，程序员是受AI影响最深的职业之一。

我们的受访者中，有三位已经决定转行。这是他们对行业未来与个人适配程度的悲观预期。

ChatGPT推出不久，刘维就开始使用了。到2023年年底，领导开始在年终总结大会强调AI提效，此后，他发现身边使用AI工具的同事越来越多，效果也很明显。“一个人可以干以前三四个人的活。一个初级程序员搭配AI，也能处理高级程序员的工作。”裁员同步到来。刘维被裁时，原本十几个人的小组只剩下一个程序员和一个主管。

今年35岁的章毅，年初刚刚从待了八年的公司离职。“不需要用这么多人来写代码了。”以前公司接到一个项目，前端、后端等工种加起来需要20-50人的团队。现在编程环节基本可以交给AI。发现公司经营不善开始裁员后，他开始投简历，可要么没回复，要么是降薪五千。背着100万房贷的他，最后找公司谈了主动离职，换取到N+1的赔偿，总计十几万。他身边很多同龄人也都转行了。

焦虑和悲观的弥漫，与科技行业的人员结构息息相关。公开数据显示，中国有接近700万程序员，其中七成在26岁-35岁之间。超过三分之一的程序员认为一线开发最多只能干到35岁。大量从业者的确在35岁前后“消失”了，他们的岗位，会被体力更好、薪资更低、更能加班的年轻人替代——现在还增加了AI。

即使还没有被AI抢走工作，很多程序员也发现，自己没有从新技术中得到劳动力解放，反而更累了。“老板觉得AI可以替代我们的工作，就会接更多项目，缩短（完工）时间。”

这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机器应用的悖论：“侵吞别人劳动时间的贪欲到处都在增长，而工作日——在尚未受到法律的强制干预之前——不是缩短了，相反地却延长到了超过它的自然界限，不仅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而且总劳动时间也增加了”。

蒋明仁想要逃离永远做不完的任务排期。去年年底，他决定彻底离开这个行业。他卸载了手机上所有的工作应用，把社交软件设置成静音，“那些报警什么的跟我再也没有关系了。”

他做起了自媒体创业，先后尝试过娱乐直播、做短视频、写公众号。刚开始时，他无法适应相对放松的工作节奏，依然晚睡早起，用了两三个月才缓过来。

王继刚在被大厂裁退后收到过字节跳动的录用通知，但他选择在前同事组建的创业团队做技术合伙人。闷头写代码的日子让他看不到未来。不过，他很快感受到了创业的残酷：拿到一家上市公司的投资后，公司把他踢出了团队。过去四年里，他尝试过游戏、电商等领域，但都没赚到钱。他不再给父母寄生活费了，相亲也没有进展。

但他没有后悔转行的决定，他看到了生活中的变化，“基本就没生过病。朋友也多起来了，现在创业的圈子呢，我们发现问题，就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只是抱怨。”

2021年从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表弟，在他的建议下，也花了三万块参加培训班，找到了一份程序员工作，薪资却不及十年前王继刚实习时的工资高。后来，表弟去了香港读研，想要毕业留下当程序员。王继刚像在看十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他也觉得程序员是份有出路的工作，只是后来，他看不见那条路了。

（应受访者要求，蒋明仁、王继刚、刘维、章毅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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